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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


　　一、概述

　　近年来，人身受侵害的刑事案件常有发生，当事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侵害后，既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另案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不统一，赔偿范围差别较大，当事人为了得到更多赔偿，从而选择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样不但增加了法院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还导致了刑民裁判的矛盾，更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民事诉讼的区别

　　（一）二者在诉讼风险方面的区别

　　一是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这是其最大优点，即当事人避免了因预先支付诉讼费用而带来的风险。民事诉讼要预交诉讼费，同时要承担“谁败诉谁承担诉讼费”的后果。二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一般是在六个月内宣判，而附带民事诉讼一般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在受理后二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这就远比民事诉讼审理期限短，且简便快捷，效率较高。三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的，为了取得被害人谅解，一部分被告人愿意赔偿被害人各项经济损失，争取从轻处理。

　　（二）二者在赔偿范围的区别

　　根据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通过比较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重伤害或者被害人死亡案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基本上不能得到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抚养（扶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而在单独民事诉讼中，这些诉请又可以得到支持。司法实务中，各省对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把上述作为赔偿标准的规定又较为混乱，这就造成了很多因赔偿金额问题上诉、信访等问题，损害了司法权威，破坏了司法公信力。

　　三、解决二者赔偿标准差异的建议

　　在刑事诉讼中设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方便被害人诉讼，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进而使被害人能够及时地获得赔偿，实现社会稳定，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和冲突。

　　（一）贯彻执行统一标准

　　建议最高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针对因刑事犯罪造成的人身损害案件规定一个统一赔偿标准，即凡是刑事案件引起的人身侵害，无论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因有五，一是既然案件已经刑事审判，被告人已经受到法律制裁，被害人或者家属在精神方面已经得到抚慰。二是标准统一，杜绝“钻法律的空子”。一些被害人为了多要赔偿，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调解中对被告人漫天要价，后得不到理想赔偿金额，又撤诉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实现民刑判决统一，维护司法权威。如果一个法院在处理同一起案件时，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因为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民事诉讼，而判决结果差异巨大，这容易给当事人造成不公之虞。四是减少信访隐患，实现法律规定适用的统一。五是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刑事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这就要考虑刑事诉讼为什么原则上不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纳入赔偿范围，是因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后难于执行，空判较多，易造成信访。既然刑事审判作为赔偿的先前条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刑事诉讼，考虑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应把刑事与赔偿问题一起解决。

　　（二）确定唯一诉讼程序　　

　　为了减少诉累，提高司法效率，建议最高院出台此类案件诉讼程序选择的规定，既然当事人可以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是单独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一经选择不允许变更，即当事人选择刑事案件审理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不能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已选民事诉讼就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法律适用上还是应引用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依据就是最高法对此类案件的解释。

　　如最高法对赔偿标准与诉讼程序作出规定，根据经济效益原则，当事人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率较高，是因为无论选择何种诉讼程序，赔偿标准统一。这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能够提高司法效率，减少诉累，统一民刑判决，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

　　（作者单位：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