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
---中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
□李昌庚
内容摘要：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我国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力求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群体性事件；维稳；改革；“慎法”
Tolerance and the Legal Principle of Group Incidents
----- The Game and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Reform
Abstract: Group incidents face with qualitative perplexity becaus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have not yet finalizing the design and maturi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based on the crisis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ublic power, which means the dilemma of its disposal. Our country should change from the model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s the leading with pressure to the model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s the leading with reform, transferring from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to the cost of reform, and transferring from the passive reform to the active reform. Achieving the reform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securit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group inci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alistic disposal of group inciden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our country should be the spirit of “cautious law”,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olerance and the legal principle, ensuring cautious legislation, cautious executing law and cautious judicial, in order to avoid to leave the historical sequel. If we understand “big mediation” and judicial activism based on “big mediation” from the above sense, judicial activism should hav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ocial transition; group incidents; maintaining stability; reform; “cautious law”
一、问题的提出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也是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愈益频发时期。对此，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从理论界来看，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或其他学科对群体性事件均有论述，甚至自然学科从应急预警或危机治理等视角也展开相关论述。
应当说，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论述已经相当充分，也为此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但笔者发现，学界多从泛政治意义上的负面态度认识群体性事件，普遍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与违法性特征。比如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形成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稳定，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基于群众的共同利益而聚众的、自发的、公开实施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 也有学者将此视为一种非常规性纠纷，并认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较大。 等等。在此不一一例举。
虽然也有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定义逐渐趋向中性，而不是一味地从负面态度考量。比如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多人参与的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冲击并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因某项具体资源调配不当，或因长期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长久积压的相对剥夺感，在突遇偶然事件时，所爆发的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甚至打砸抢烧等体制外的政治行为舆论或通过强烈的言语舆论与情绪舆论而进行的机制性抗争，这一抗争对政府管理或/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以求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调配和补偿利益损失或/和发泄情绪。 甚至有学者开始对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持异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则是主流。
基于上述认识，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研究，多从技术层面分析其成因和对策，比如集团诉讼或团体诉讼等； 多从压力维稳视角寻求其成因和对策。固然此项研究有其必要性，能够提供燃眉之现实解决方案，以此缓解维稳压力。但若仅限于此，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做法，难以获得可持续的现代化语境下的动态稳定。虽然也有学者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因素，但多是泛泛论述众所周知的体制改革内容，而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即在中国语境下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体制转型改革。
之所以如此，这既有研究视角的差异，也与其“明哲保身”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对“社会转型”等认识偏差有关。以社会转型为例。有学者认为，2003 年，我国的人均GDP 首次突破1000 美元大关，进入到学界公认的社会转型期。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社会容易动荡不稳，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大大增加。 也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按照流行的说法，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 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 以此推论，似乎社会转型期的界定标准仅在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而将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仅仅或主要归咎于经济发展中的应然现象。固然，经济发展因素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界定标准，也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但把国外同一体制语境下的GDP衡量指标或仅从经济因素对一些社会转型国家考察的经济发展指标照搬到我国不同体制语境背景下解读社会转型期暨群体性事件未免过分简单化。若此，就无法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转型问题，也难以理解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当前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其结果可能是，将社会转型中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仅仅归咎于经济因素，而忽视了体制因素。以这样的逻辑去论证并解决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很显然，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从实践来看，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为了逃避自身责任，常将群体性事件笼而统之地视为非法或非正当性事件，或将此先入为主地视为一种负面影响。比如云南孟连事件，孟连县政府把那些积极主张权益的村民视为“恶势力团伙”及其违法犯罪人员，并限期他们投案自由，而致矛盾恶化。又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当地政府首先把事件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少数“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或“不法分子”指使等。与此同时，相关立法及规章制度也体现于此。比如公安部于2000年颁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2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似乎为了避嫌，将群体性事件加了“治安”二字，以便与一般群体性事件加以区别，但难掩对群体性事件的一概“厌恶”态度。又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4 年颁布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规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基于此种价值理念，即便一再强调“区别对待”并“慎用警力”，但笼统地将此定性为“非法”或消极因素已将问题推向没有回旋的境地。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也从消极意义上防范和杜绝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为考量因素，相应的，各级政府的“维稳办”应运而生，从而促使政府官员往往多采取以“堵塞”为特点的消极被动式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问题的根源解决，不仅进一步将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官员推向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而且人为地制造历史遗留问题，而致问题积重难返！
在此背景下，维稳成本不断增加，而怠于问题根源的解决，进而进一步助长了维稳成本的增加，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据境外有媒体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 虽然这样的报道未免有断章取义或夸大嫌疑，但也从某种侧面反映了维稳成本加剧，从而无形中限制或延缓了涉及问题根源解决的改革进程。
二、如何解读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解直接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准确定性与认识。社会转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指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体制变迁而带来的社会变化。因而，有学者认为用“社会转型”衡量当代中国变革未免过分狭窄，比如张恒山教授认为，用“文明转型”指代当今社会变革更为准确，并提出了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对社会转型作广义理解，社会转型既有不同体制之间的转型，也有同一体制内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一般而言，所讨论的社会转型更多是指前者。无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还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泽林尼（Ivan Szelenyi）、倪志伟（Victor Nee）等一般都是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等考量社会转型问题，比如市场转型理论等。从我国来看，中国自近现代以来主要是体制转型的问题，也是问题关键所在。因此，所谓社会转型，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体制及其文化价值理念等发生质的变化。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社会转变，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从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及专制政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变。
虽然专制与民主在某些国家、某些人中仍存有争议，民主在有些国家未必是有效管理制度。但是，专制政体决策失误及腐败的概率更高，即便拥有效率与有效决断的可能性，也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 往往孕育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民主更多地体现决策科学以及低概率的腐败，即便存有效率问题，也非简单以效率衡量，而是决策科学、低概率腐败以及公民权利彰显的应有代价，更是基于人性的权利诉求考量。 因此，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乃是人类社会的应然与实然状态。这已成为社会共识。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核心。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包括外力因素作用的可能性。社会转型在多数情况下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转型过程，但也存在过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为作用的转型过程。倘若后者，则又必然面临着将来再次转型的问题。至于有学者提及的人均GDP进入1000--3000 美元时期属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对国际上一些社会转型国家经济指标考察的一种结论。但这种经济发展指标并非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性，更非意味着经济因素是社会转型的唯一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印度早期的民主转型，也无法解释中国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等近现代史以及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当前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
如果从体制变迁来看，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至少已经初步完成了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但从我国来看，社会转型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笔者以为，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封建帝制，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但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等原因而中断；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期望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教条主义等因素而发生严重畸形；第三次社会转型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从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然是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对“马恩思想”的教条主义暨漫长的封建历史助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这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社会转型当前依然是一种体制转型过程，这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暨信息社会的转型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问题，还面临着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型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暨社会主义”的不同解读与民主政治转型的交集又进一步加剧了所谓“中国特色”，进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这种同步推进的“多重”转型恰是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较少经历的。因此，我国群体性事件必须置于这一特定社会转型背景加以考量。
限于本文宗旨，本文无需详细解读社会转型问题，只希望为群体性事件界定以及准确定性提供相应的语境考量。
三、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拷辨
1、群体性事件产生、界定及定性的原理考量
在民意充分彰显的民主法治社会，立法是民意充分博弈的结果，相应的，合法及正当与否往往较能体现民意。因此，无论合法或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一般均能通过现有体制得以解决。合法或正当性权利诉求被体制所容纳与吸收，获得权利与权力较量的相应满足。比如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往往通过体制内谈判得以解决；甚至一届政府为此而下台，也是体制内应有选项。而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也被体制所制裁，并尽可能体现公正效果，从而从源头上尽可能遏制非法或是非正当性权利诉求。比如工人罢工中，有人乘机打砸抢烧行为，必然应受法律制裁。这种制裁一般不会受到社会公众反弹，因为立法本是民意博弈的结果。即便制裁存有争议，也是法律范畴内的争议。总之，无论合法及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引起的社会冲突，一般均能在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得以解决。相应的，就较少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而与群体性事件就其外观形式大致对应的往往是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或collective behavior）等类似概念的表述。 集体行动是与个体行动相对应的中性概念。官方一般将此作为公民权利释放的一种常态行为加以对待，并纳入法治轨道内解决。西方学者一般也是以包容的心态从弱势群体的私权保护以及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加以考量，即便涉及非正当性一面，那也是法治的事情，并能通过体制内的法治轨道得以解决。美国学者科塞将包括集体行动等在内的社会冲突看成一种“社会安全阀”，通过“冲突较量”，以化解和疏通社会矛盾，因而社会冲突有其正面效果的一面。
从历史来看，由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及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个民众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缺乏权利意识的社会， 较少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无常态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等。这种以牺牲公民权利代价为基础的僵化社会稳定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也必遭历史惩罚。即便有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集体行动就其外观形式大致类似的概念，往往便是长期高压之后的剧烈社会运动，诸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等，结局往往是通过体制外的“革命”方式推翻现有政权，而非体制内宪政轨道中的政权更迭。但国家与社会为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从历史长河及现实世界来看，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曾经或现在介于两者之间。当今绝对独裁的政权毕竟很少，绝对充分彰显民意的社会也毕竟不多。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基于现实国情有着程度不等的民意彰显，或者说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相关立法及其制度构建并非是民意充分博弈的结果，便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及制度构建的正当与否问题。一旦公民权利诉求难以被现有体制所吸收与容纳，诸如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便应运而生。公民权利诉求愈高涨，而现有体制容纳程度愈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社会冲突便愈多。当体制内无法解决这种问题时，只能寻求体制外解决，这便是有些学者所谓的“非常规性纠纷”。 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引发不稳定。” 并进一步指出，“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现代化变化的速度愈快，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就越来越大。” 他还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与此相关的命题。 这在从专制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基于社会转型的背景考量，如果以我国所谓的颇具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概念来表述人类社会这一现象，那么本文所界定的群体性事件特指从根源上看，公民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在现有体制内无法或难以得到解决而引发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不特定多数人的集体行为。本文立论也基于此，只有这种集体行为的探讨才凸显现实意义。
置于这种社会转型的语境考量，虽说这种群体性事件存有消极因素，但不能简单地将此一概视为消极因素。因为公民权利诉求是因体制缺陷而无法满足进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因而有助于从根源上寻求体制障碍的突破，从而将公民权利诉求纳入良性体制内解决。此乃是宪政之要义。即便这种社会冲突或许一定程度地牺牲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以此否定个人或部分人的正当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此乃是正义所在！如同庞德所言，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 从此意义上理解，这种社会冲突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近期的广东乌坎事件导致乌坎村委会有史以来首次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即是例证。
至于现有体制所能消解、也达成民意共识的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本就是司法等现有体制途径加以制裁的应有之义（至于司法等途径是否公正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不应是我们所界定或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比如黑恶势力街头火拼或闹事等。同样，对于现有体制所能容纳、也达成民意共识的合法或正当性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本就是现有宪政体制应有之事，就更谈不上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2、我国群体性事件定性分析
笔者调研了全国近期发生的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从中不难发现，虽然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表面上看主要是经济诉求型或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而非政治诉求型群体性事件。这也是某些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但从其产生根源来看，公权力出现公信力危机，以及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及其纠纷解决机制不畅等，进而导致社会公正危机。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
如果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20世纪50-80年代均有程度不等的政治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依社会发展之一般规律，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许多表面上经济诉求型或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实质是压力维稳型解决方式的产物，暗含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公民权利诉求表达。尽管这类群体性事件目前尚未直接提出政治诉求，但一旦积压过久，不能有效化解而适应社会发展，则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政治诉求暨社会动荡。
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暨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暨民主法治社会转型时期，即从臣民社会或是后来形式上所谓的群众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方面，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与提高、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体制或体制转型中的“真空地带”却无法或难以有效满足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因而，就必然导致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频发现象。比如当公民权利诉求通过行政、司法应有解决途径不畅时，就面临着公权力危机，进而容易寻求体制外的解决方式，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便突应运而生。又如我国信访制度本是弥补现有行政、司法等应有解决途径不畅的一种制度设计，尽管我国把信访纳入中国特色的体制内解决，看似是为了协助司法或行政更好地解决纠纷，但由于信访等这类强加的体制扭曲了国家权力配置，从而导致信访功能错位，本应是民意表达的一种途径却成了维稳的一种手段。由于信访部门缺乏解决问题的相应权力，层层转办有关国家机关，不仅为行政权等外在权力干预司法权留下了合理借口，容易造成更大的司法不公；而且容易造成堵访、截访等现象，进一步激化公权力危机及其社会矛盾，进而容易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 又如工会在我国过分依附于政府，如同某国企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所言的“按‘协会’理解”。 一旦工会性质发生扭曲，未能充分代表工人发挥利益博弈的杠杆作用时，就容易堵塞工人的话语权，从而留下了社会隐患。同样，对于妇联、消协、律协、新闻媒体、各种学术团体等若干社会组织也是如此。借助于社会组织的统一集体理性“对抗”实际上是疏通和缓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有效途径。一旦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自治功能丧失或低效时，一旦这种统一集体的理性“对抗”被视为消极因素甚至被剥夺时，就意味着若干个个体自发组织甚至非理性的“对抗”必然容易滋生。凡此种种，不再一一例举。
然而，某些地方政府普遍将此类事件归咎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等煽动而引发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排除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等在此类事件中乘火打劫。但如果某些人一味地将此类事件归咎于此，则既是对公民应有权益诉求的一种漠视，也是对公民智慧的侮辱。正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当地一位茶叶店老板说，“公安机关不作为，黑恶势力才能横行。要说黑恶势力能够煽动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只怕三岁小孩也不相信。” 另一方面，这也是某些人掩盖矛盾、逃避责任、寻找“替罪羊”的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以此态度处置群体性事件，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做法。
当然，若想让某些当地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反思此类事件，也是勉为其难。因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如何让政府官员主动地从根源上思考问题，症结在于体制问题。
倘若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便某些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寻求症结，也往往是隔靴搔痒的事情。比如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声音，即是从经济因素来考量，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相对剥夺感增强等因素造成的社会矛盾。这在上述群体性事件解析中均不同程度的体现。其实，这也是某些政府官员掩盖矛盾、减轻或逃避责任的一种借口。因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总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固然，经济因素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发展有其自然规律性一面，而相应的体制适应则具有人为因素。因而，经济因素的背后则是公权力因素。
3、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境
首先，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实体意义上裁决合法与否、正当与否取决于国家机器，而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进而对国家公权力产生认同危机，因而在涉及权利诉求、利益表达与公权力博弈之间就更容易存在“良法”与“恶法”之争，也就面临着合法性和正当性困惑。相应的，也面临着公正与否的迷思。合法暨正当与否的定性困惑，以及合法暨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起的体制内纠纷与体制外纠纷时常混杂一起，进而使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定性及其解决愈趋复杂化。比如某些执法者为了逃避责任，故意混淆合法暨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以及相应的体制内纠纷与体制外纠纷，从而使问题的解决缺乏正义，甚至留下历史后遗症等。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某些当地政府官员动辄就将事件归咎于“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受到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或“黑恶势力”等幕后指使等便是典型例证。而这恰是我们探讨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尤为关注的问题。
其次，我国社会转型还面临着民族和台湾等特殊问题，由于体制转型而致合法性或正当性困惑，进而导致上述问题更为错综复杂。一旦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中有关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涉及到国家分裂或者宗教极端行为，虽然笔者赞同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观点， 但在涉及国家统一等主权问题时，任何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执政者及学者在社会转型期均有可能面临两难选择。尽管这种“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如何定性也面临着价值判断的争议。如若处理不慎，可能将引发更大的隐患，而致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族问题等的处理足以引以为鉴！
再次，我国社会转型还面临着严重的东中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可能夹杂着“地方诸侯”以及非理性的宣泄型的“仇富”、“仇官”、“仇警”心态所激发的过激行为等消极因素。由于体制转型而致合法性或正当性困惑，以及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因而在法治的底线、社会稳定与体制转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比如对上述过激行为不制裁或制裁较轻，或许能获得暂时的“稳定”，但有违法治底线，并留下法治“真空”下的更大隐患；如若制裁，哪怕即使制裁得当，但在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下，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不满。很显然，在此情况下，公权力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
关于印发《淮南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淮南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淮府［2003］76号
凤台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淮南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第13届市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淮南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市政府工作的要求，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核心，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中心，时时处处顺应民心，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服务政府；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改进工作机制和流程，建设效率政府；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建设法制政府；扩大政务公开，倡导诚实守信，建设信用政府。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及直属机构等单位负责人要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增强政府工作的整体合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各局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工作，副市长、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市长出国或外出较长时间，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十、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在市长领导下，审计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市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十一、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在市长和分管副市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受市长、分管副市长 委托可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代表市政府出席相关会议、研究协调有关问题。
市政府其他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的工作。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十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管理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等，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四、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和各县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和充分协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五、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进行调查研究，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根据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搞好中长期和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四章 依法行政要求
十七、依法行政是实施依法治市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强化政府责任，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八、市政府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修改或废止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法规草案、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其中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的，应由市政府制定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十九、提请市政府讨论或审议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草案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承办。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事先报经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文件印发后按照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二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考评内容纳入政风评议和目标管理考评体系，切实做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监察机关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考评。
二十一、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将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和主要职责；办理公务的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以及具体操作标准、办事制度、办法、步骤、时限等程序性规定和办理结果；有关工作纪律及群众举报、投诉的途径和方法等向社会公开。要及时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二十二、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司法监督。各部门要认真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和行政复议法，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部 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
第五章 会议制度
二十三、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安全生产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
二十四、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决定事项；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四）通报市政府的工作情况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五）讨论通过需要市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根据需要请市长助理、市政府副秘书长，县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
二十五、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每次参加人员必须过半数。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审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财政预决算；
（二）研究审议需要向省政府请示、报告或者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和通过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定的议案和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草案；
（四）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草案；
（五）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请市长助理、市政府副秘书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
二十六、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召开的全省性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二）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
（四）通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五）讨论其他需要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
市长办公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根据需要请市长助理、市政府副秘书长，有关县区政府、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列席。
二十七、安全生产会议由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成员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
安全生产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根据需要请有关县区政府、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列席。
二十八、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副市长、秘书长受市长委托或按照分工也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十九、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提出，经市政府办公室统筹后，报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确定。安全生产会议、专题会议议题由会议召集人确定。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内容涉及多个部门的，主办部门要事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由分管副市长或副市长委托副秘书长进行协调，经协调意见仍不一致的，一般不予安排。涉及表彰奖励、编制、规划等工作的，要事前分别征求市表彰奖励领导小组、编制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等的意见。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材料应于会前3天由主办部门送交市政府办公室有关科室，尚未形成材料的，一律不予安排。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安全生产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
三十、市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及市长召集的安全生产会议、专题会议，须向市长请假。
三十一、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不形成会议纪要，确需形成会议纪要的，由秘书长签发。常务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市长办公会议、市长召集的安全生产会议、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签发。其他领导同志召集的安全生产会议、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召集会议的领导同志签发。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市政府办公室审定，特别重要的报市长审定。
三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坚持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市政府召开工作会议，需经市长办公会议批准，一般不扩大到乡（镇）政府负责同志。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原则上不邀请县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确需邀请的，须经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报批。全市性会议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召开。
三十三、市政府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必须遵照执行、认真贯彻，并将贯彻落实情况及时报告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决定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并适时作出通报。
第六章 公文审批制度
三十四、公文的报送审批，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淮南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规定。
三十五、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签发，并严格按程序报送。除市政府领导同志直接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
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一并报送。
三十六、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统一处理，按公文审批程序和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市政府领导审批公文时，应当签署明确意见，对于一般报告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于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圈阅的表示同意请示的事项。
三十七、省政府及其部门发给市政府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文件的内容呈送市政府领导同志阅批后转有关部门承办。
三十八、以市政府名义的发文，在呈送市政府领导同志签发前，由市政府办公室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确需行文，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和国家行政机关拟制公文的有关规定等。
三十九、市政府公布的决定、命令和政府规章，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人事任免，由市长签署。
四十、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市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分管副市长签发；重大事项报市长签发。
四十一、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注明“经市政府同意”的，由市长或副市长、秘书长签发。属市政府办公室职权范围内的发文，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予以公布。
四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文件，应当少而精，注重实效，提高质量，其内容应当是涉及全市全局性的重要决策、重大政策措施、重要工作部署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凡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电子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四十三、实行办文限时制，各部门对所承办的文件应及时办理，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将办理情况报送市政府，确保公文办理优质高效运行。
第七章 内事活动及外事活动制度
四十四、市政府领导同志在市内调研、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和陪同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随行。当地要简化接待，尽量减少陪同人员。
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调研活动也应按此原则办理。
四十五、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为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或题词，不发表书面讲话，不出席各类礼仪性活动。因特殊情况需市政府领导同志发贺信、贺电或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确需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的活动，应事先报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意见报批，不要直接向领导同志个人发出邀请。
四十六、副厅级以上领导来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向市政府办公室报告，由市政府办公室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后，按规定安排，实行对口接待。
四十七、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宣传报道。坚持精简务实，注重宣传效果，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和群众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减少行踪性报道，力戒空泛冗长。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部门或县区召开的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市政府领导同志到基层考察、调研和出席重要活动，需要报道的，由市政府办公室安排。市政府领导同志讲话，需要公开发表的，由市政府办公室安排刊发。市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要外事活动，可发新闻通稿。
四十八、市长、副市长出访，经市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原则同意，由市政府报省政府审批。
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人出访，由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审核，送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审查同意后，分别报省有关部门审批。
四十九、市长、副市长会见来访的外宾，由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出请示，送市政府办公室呈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员以及重要华侨、知名人士，由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提出请示，送市政府办公室呈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会见来访的台湾人员，由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请示，送市政府办公室呈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第八章 作风纪律
五十、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工作机构负责人要带头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政能力；认真学习市场经济、法律和科学技术的新理论、新知识，熟练掌握和运用WTO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能力；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增强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
五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工作机构负责人要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规定，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紧抓好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
五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及各工作机构负责人要自觉维护政府权威，确保政令统一。对市政府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工作中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讲话或文章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对职权范围之外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
五十三、市政府副市长、秘书长出访、出差，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县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离淮出差均应事先向市长和分管副市长请假，回淮后及时销假。
五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规范行政行为。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