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秦德良
[摘 要] 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存在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监督力度不大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地方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有关。地方人大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监督应该进行监督制度创新，包括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强化被监督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环境行政决策和环境行政不作为的监督，探索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制度。
[关键词] 地方人大 环境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加速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国策由于各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地方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较大程度上的或然性，然而这种可能性又具有一定可控性。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国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问题上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就我国而言，这主要与急于超常规发展地方经济、显示政绩的地方政府片面追逐粗放式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地方生产力有关。然而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不仅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妨碍了国民正常的生存利益，因此迫切要求代表地方民意的地方人大从保护地方人民现在与可以预期的将来生存利益出发，有成效地、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行为和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行为以保护地方环境。然而在我国政治现实中，由于历史以及复杂的现实政治原因，地方人大监督存在有名无实的“虚监”、监而无力的“弱监”、疏而有漏的“失监”以及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原因造成的“不能监”等问题，因此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一府两院”保护环境的实践需要强化、落实已有的合理制度并设计新的制度以完善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随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家重要的宪法任务。[1] 作为宪法任务，环境保护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法体系以及监督环境法实施的环境监督法体系。在我国，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环境法体系，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环境法的实施出现了问题。因此，人大需要对“一府两院”的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2] 就地方人大监督而言，地方人大的监督权是指地方人大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地方“一府两院”行为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具体就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而言，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目前主要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和对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进行监督，即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行为进行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
然而地方人大的监督制度在我国不仅理论上没有能够很好解决而且实践中也存在诸多
问题。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尴尬处境也影响了我国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实践。可以说，地方人大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也是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第一，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刚刚初步形成，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人大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中心，包括《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1993-09-0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接受监督的通知》（1998-05-30）以及各省、区人大或者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这标志着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历经20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监督法》意图使人大监督权行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它实实在在扩大了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它要求行使监督权应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它明确了监督政府工作的主要形式；它既监督“两院”又保障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它明确了审议和决定撤职案具体程序；它还明确了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
但是人大监督权是“带刺的玫瑰”，《监督法》作为一部规范人大监督权的基本大法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在监督主体上，没有规范人大的监督而仅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其次，就公权力监督机制中的监督对象而言，只监督“一府两院”，不可能监督党委和党委书记。第三，《监督法》在规范监督事项和监督方式方面：就最重要的违宪、违法审查而言，该法既没有确立专门的审查机构，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受理和审查程序（如受理时效、答复时限、审查结论作出的方式、时限等）。《监督法》没有能在《立法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其实际操作性很不够，从而难于取得较理想的监督效果。第四，在监督程序方面，这次的《监督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就有某些不具体和实际操作性不够的缺陷，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的调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在保障客观、公正和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其设计也有不尽完善之处。[3]
笔者认为，虽然《监督法》的出台为人大监督“一府两院”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形势并不乐观。堂堂一部《监督法》居然小化监督主体，居然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尤其关键的是其他法律包括刑法都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即使就监督的法律程序而言，具体化的东西也不多。以《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核心的人大监督法律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法律责任规定。原则性规定多，模糊性规定多。对人大监督的具体法律程序缺少明确的、完善的、有实际意义的、可操作的规定，并且对拒不接受人大监督者是否追究、如何追究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往往缺少规定，即使有规定的，弹性度较大，往往缺乏量化的具体的标准,罢免、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的模糊性更显出了监督法的底气不足。因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地方人大监督的实施办法或者条例进行补充（但可能出现与《监督法》等法律冲突的问题，这需要认真研究），《监督法》下的人大在与强势政府的博弈中注定很难有大的作为，《监督法》很可能面临滥权政治遮羞布的命运。
第二，地方人大的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
地方人大的监督存在“几多”“几少”“几难”，由此导致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对行政执法监督多，对行政立法、行政司法、“两院”司法监督少；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非强制性监督多，强制性监督少；可监督的内容多，实际监督的内容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监督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干部多，监督由“一府两院”任命的干部少；述职评议监督走形式多，重实效少；对党委同政府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监督难，基本上无法监督或不敢监督；听取工作报告监督难；质询监督难；个案监督难。
第三，地方人大监督成本过高，监督效率较低。
在我国，由于监督法还没有出台，一个监督案的提起、审议和处置过程没有相应的法律可遵循，又没有监督机构，没有薪水丰厚的职业政治家，于是就依靠委员会、调研组反复多次的会议来解决，而案件往往在机构和人员之间轮回，提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罚的现象较为普遍，最后或是将议案束之高阁，或是根据领导个人意见下论断。这些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较多，由于监督不力还可能给行政、司法和社会领域带来间接损失以及影响国民对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评价，由此造成监督直接、间接成本高而效率低。[4]
产生地方人大监督问题有下列原因：
第一，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难以为人大监督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本着“多数决民主原则”设立的地方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是地方公民“公意”的体现，是地方公民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参政、议政、监政的代议机构，由其产生地方“一府两院”，具有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现人民主权与国家治理权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决定的。
这里有三个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一是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与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地方人大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但无权监督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宪法规定的领导地方国家机器的公权力行使的最高主体），相反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领导，二者关系如何处理？地方政治运作现实中，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要服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领导，监督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是否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二是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的关系。地方人大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是法定的地方立法机构，同时又是法定的但没有实际执行力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两种公法人格可以并存吗？如何并存？三是地方政府权力与地方人大权力的关系。从宪法规定来看，地方政府由地方人大产生，但现实情况不完全如此。权力尤其是约束不力的公权力本质就在于它是要无限膨胀的，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权威远远大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一般是“一仆三主”即主要由地方党委决定、然后地方政府服从决定、最后由地方人大基本上是象征性地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主要不是来自地方人大，并且地方人大也要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因此地方人大如何监督地方政府？国外的“三权分离与制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我国通说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征归结为英国式的“议行合一”（人大相当于议会，国务院相当于内阁）。[5]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式的“议行合一”是建立在“三权分离与制衡”基础上的；而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而提出的“议行合一”是议会与行政机构完全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认为我国既不是三权分离，也不是议行合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具体在我国，宪法同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法律地位和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还规定了“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其权力从属于人大。宪法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但我国理论界至今没有从理论上很好解决上面三个问题。结果，在现实中，好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府两院”、人大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国家的四个分工合作的法律地位平等的职能部门，人大的法律权威地位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
第二，地方人大缺少专门的监督机构和职业政治家。
根据宪法以及地方人大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职权主要有立法权（省区市、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宪法所设定的这些职权充分体现了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权威地位。然而地方人大的宪法职权主要是通过其以集体行权方式实施的监督权来实现的，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监督权。具体来看，地方人大监督权主要有：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权；审查、批准计划和预算、决算权；质询、询问、建议权；任免、撤职权；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视察权；特定问题调查权；个案监督权；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审查权；特定问题听政权；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监督权；组织执法检查和评议权等。地方人大的上述监督权有的来自于地方法规的规定或者地方人大近年的监督实践。这些监督权的行使极大地提高了地方人大在中国地方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然而地方人大监督依然不如人意。因为地方人大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临时组织一个调查组，成员往往又不是专职的，经济补助又少，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专家治理的社会，政治行为需要有职业政治家的积极参与，才能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活力、有效率，才能引进竞争机制。而地方人大监督成员的兼职或者业余身份难以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监督政治职能。我国政治实践虽然会滋生政客，但目前似乎缺乏滋生真正的职业政治家的土壤，培育这样的土壤将是长期的历史的任务。
第三，地方人大的权威法律地位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石家庄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令
第131号
《石家庄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已经二○○三年六月二十日市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臧胜业
二○○三年七月六日
石家庄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治突发事件相关科学研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隔离、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等有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HS3〗〖JZ〗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省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市实际，拟定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级人民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同级人民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重大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
第七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所需经费全部列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政府财政应预留出应急储备金。
第八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依法做好传染病预防、食品、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学校等的卫生工作，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医疗机构、急救服务网络、市县乡村四级现代化疫情报告通讯网络的建设，保证其开展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疫情报告等所需的物质条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设置与传染病防治工作相适应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防治需要指定若干市级医院设立传染病隔离留观站。
按照人口分布，就近治疗，区域全覆盖的原则，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在县(市)，设置若干传染病专科医院负责农村传染病病人的救治工作。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医疗机构设立传染病门诊及传染病病房，进行医学观察及隔离治疗。
第十一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完善农村应对突发事件的医疗系体，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按规定设立隔离留观室。支持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建立健全村级医疗机构，提高协助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二条 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建立由专家组成的诊断机构，负责诊断救治及技术性指导工作。
第十三条 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制定培训计划，对疾病控制人员、临床医务人员、检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组织疾病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进行应急演练，推广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
第十四条 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结合爱国卫生工作，创建健康教育示范村(小区)和示范家庭。组织志愿者向公众义务宣传有关政策、法律常识、科普知识等。
市、县两级宣传部门负责协调新闻单位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社区和村镇应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第三章 组织指挥体系
第十五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急预案的启动，应当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要立即成立由本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固定办公地点、人民、通信设备，统一领导和指挥本辖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指挥有关部门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有关的控制措施；(二)调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有关救治工作；
(三)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监测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集中力量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四)根据需要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五)根据需要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情重点区域或者疫区实行紧急措施或者封锁；
(六)根据需要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七)对本辖区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
第十七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做好本区域、本系统和本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支持配合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的督察和指导。
第十八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层层分解任务，并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第四章 监测报告体系
第十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和预警系统。
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开展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患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系统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20急救中心、医疗机构、药房、机关企事业单位构成。120急救中心、医疗机构要定期报告接诊记录；药房要定期报告药品销售记录；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报告因病缺勤记录；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科学分析归纳上报的各种信息，及时发现突发事件征兆和趋势并向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发出预警和报告。
第二十条 建立市、县(区)、乡(街办处)、村(居委会)四级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系统，确保信息畅通。
第二十一条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应严格按照时限和程序报告。 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后，要立即实施疫情调查与控制措施，并立即通过“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逐级上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驻石各单位，发现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立即向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或者发现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1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市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市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二条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立突发事件举报制度，公布统一的突发事件报告、举报电话。对报告、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具体奖励办法按照省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事件隐患，有权向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举报的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隐患、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
第二十六条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及时向毗邻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通报。接到毗邻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疫情通报时，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通知当地医疗卫生机构。
第五章 预防控制体系
第二十七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监督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机构，应及时赶到现场，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接受调查并说明实情，不得逃避和隐瞒。
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对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确定危害程度，作出评价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监测、实验室诊断，查明原因，并提出控制措施建议。
第二十八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启动“五网一站一队”监控网络和“双五级纵向防控系统”，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五网”是指单位监控网、基层组织网、个体从业人员监控网、药品销售监控网、医疗机构监控网；“一站”是指设置留置观察站；“一队”是指乡(镇)、街道办事处成立突发事件监控小分队。
“双五级纵向防控系统”是指市、县、乡、村、组和市、区、街道、居委会、楼房两套防控系统。
第二十九条 对传染病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医院隔离观察、家庭隔离医学观察或者指定其他地点隔离医学观察。
接触者在观察期间内出现异常症状，负责隔离医学观察的单位或组织应立即通知当地负责转运的医疗机构，尽快运送到当地指定医院就诊。
对从传染病疫区及从其他地区进入本市的人员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发现有体征需要医学观察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作
出隔离医学观察的决定。
医疗卫生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被隔离观察人员所在
单位或者其他相关单位，按照规定对被隔离人员进行医学观察、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患者所在单位应当组织力量，群防群控，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并向居民、村民宣传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以及科学预防知识。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及时安置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治疗。加强重点单位、重点人群、重点环节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造成疫情扩散。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可以根据疫情流行状况依据有关规定对流动人口做出查验、限制流动的决定。其他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阻断交通，限制人员、车辆通行。
第三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人群聚集的驻石部队、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铁路、交通、民航和社区、村庄等单位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和完善紧急应对机制，严格落实防范措施。
第三十三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铁路、交通、民用航空、卫生等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决定，对出入传染病流行区域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物资实施卫生查验，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受查验者应当如实填报有关情况，不得逃避查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
第三十四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二)停工、停业、停课；
(三)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四)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钦用水源。
县级以上政府接到下一级政府关于采取前款所列紧急措施报告时，应当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下一级政府在上一级政府做出决定前，必要时，可以临时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和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但不得超过24小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受到病原体严重污染的场所设置隔离控制区域，并在周围设立明显标志。隔离控制期限由批准设置隔离控制区域的政府决定。
紧急措施的解除，由做出决定的政府宣布。
第三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疫点的终末消毒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执行预防性消毒的人员，应当接受培训，并按消毒操作规范进行。
第三十六条 突发事件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应急措施，应当予以配合。不予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对在医疗机构外死亡的无主尸体，公安、卫生、民政应及时赶到现场，并按各自职责采取必要的隔离、消毒、身份确认、火化等处理措施。
第六章 医疗救治体系
第三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应急处理预案，启动疾病控制和医疗救护快速反应系统和运转机制。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所致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授与医疗救护。并按照有关要求做好防止交叉感染，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承担医疗救护的医疗卫生单位在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予以支援。
第三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需要，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本辖区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设施、设备、药品、器材、卫生人员、医学科研成果及其应用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调配。
第四十条 医疗机构对前来就诊的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实行接诊医生首诊负责制，不得推诿、拒绝。接诊医生应当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转诊的病人，应当将病历复印件随病人转送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
第四十一条 医疗机构收治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实行先收治、后结算的办法，不得以费用为由拒收。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收治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的医疗机构，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隔离、消毒条件，配备必要的救治设备；设置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及缓冲带，安排合理的人流、物流走向；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隔离治疗，避免交叉感染。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刁难、歧视参加突发事件救治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相关的人员及其家属。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刁难、歧视经临床治疗痊愈出院的病人。
第七章 奖惩机制
第四十四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单位、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办法由有关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第四十五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未依照《条例》、《河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依照《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依照《条例》、《实施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要的设施、设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依照《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督察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的，依照《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门部门违反《条例》、《实施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能及时发现、掌握突发事件情况的；
(二)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突发事件的；
(三)未能有效进行组织协调和救治的；
(四)未认真调查、评估判断突发事件并提出防治、处理建议的；
(五)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其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四十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条例》、《突施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按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完成任务的；
(二)未建立严格的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的；
(三)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四)未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
(五)未按要求保证和落实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资金和物资的；
(六)对突发事件现场、人员等未采取控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未及时对突发事件中已感染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措施的；
(八)违反应急处理规定、延误时机造成不良后果的；
(九)未按要求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普及的。
第五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条例》、《实施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未能为因突发事件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的；
(三)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
(四)未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的；
(五)未按规定接诊病人的；
(六)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七)因违规操作导致交叉感染及其他医疗事故的。
第五十一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诊疗活动或医疗机构擅自收治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的，依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从重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突发事件急处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的；(二)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三)拒绝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
(四)担负应急任务的工作人员不服从调度，借故推诿、拖延，擅离职守或者临阵脱逃的；
(五)拒绝接受突发事件检查、隔离等应急措施的；
(六)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拒不采取医疗措施而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
(七)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第五十三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卫生、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督等部门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