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天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天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通知
津政发〔2007〕6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天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非农业户籍的学生、儿童和其他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非从业成年居民（以下统称城镇居民）。
第三条 建立和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保障标准应当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从低水平起步，重点保障城镇居民的大病医疗需求，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二）坚持自愿原则，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筹集和支付。
第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的管理、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管理及基金运行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制定并落实城镇居民就医管理服务的政策措施，参与儿童病种的确定、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及医用耗材、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等政策的制定。公安部门负责参保人员户籍认定。民政部门负责低保等人员身份认定。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重度残疾人员身份认定。教育、物价、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助做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规定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工作。
第二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第五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市统筹，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统一管理，单独核算。
第六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城镇居民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二）政府补助资金；
（三）社会捐助资金；
（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五）其他收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免征税费。
第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的预算、决算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编制，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和市财政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审计部门定期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依法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监督。
第三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筹集和补助
第九条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预算资金和相关公共资金同时给予补助，对于符合规定的困难人员提高补助标准。
第十条 学生、儿童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个人缴纳60元，政府补助40元。
重度残疾、享受低保待遇和特殊困难家庭的学生、儿童，个人不缴费，政府补助100元。
第十一条 非从业城镇成年居民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560元，并按照下列标准缴费和补助：
（一）重度残疾人、享受低保待遇人员、特殊困难家庭人员和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个人不缴费，政府补助560元；
（二）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个人缴纳120元，政府补助440元；
（三）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个人缴纳330元，政府补助230元。
第十二条 除学生、儿童以外的其他参保城镇居民的补助资金，分别由市和区县政府各承担二分之一。城镇居民缴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属于用人单位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城镇居民，其个人缴费部分，职工所在单位有条件的，可给予适当补助，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鼓励政策。
第十四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补助标准以及待遇标准，根据居民收入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变化情况作相应调整，调整工作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等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收管理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责任制。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工作措施，组织实施本区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第十六条 各区县的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及其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负责组织参保资源调查、参保资格审核、缴费标准认定和参保登记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征收、待遇审核支付等经办工作。
第十七条 城镇居民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条件的人员应当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到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及其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办理参保资格认定、登记缴费等手续。
新生儿及未成年人由其法定监护人按照上述程序为其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第十八条 参保的城镇居民应当于每年10月至12月一次性缴纳下一年度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政府全额补助即不缴费的个人，应当于每年10月至12月办理下一年度参加医疗保险手续。
城镇居民连续缴费达到一定年限、未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的，可享受优惠政策。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收缴，使用社会保险专用收据。
第五章 待遇标准
第二十条 城镇居民在定点医院住院医疗发生的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以下统称报销范围）的医疗费用，按照规定标准予以报销。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以及补充增加的儿童用药、儿科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执行。
第二十一条 在一个年度内，学生、儿童发生的18万元以下的住院医疗费，其他城镇居民发生的10万元以下的住院医疗费，按照下列标准报销：
（一）在三级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为500元，报销比例为50％；
（二）在二级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为300元，报销比例为55％；
（三）在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60％。
学生、儿童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报销比例在上述各级医院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增加5个百分点；70周岁以上老年人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报销比例，在上述二级和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增加5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在一个年度内住院治疗2次以上的，从第二次住院治疗起，不再收取起付标准的费用。
第二十二条 城镇居民住院治疗所需目录内药品可以在定点零售药店按照有关规定直接购买，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第二十三条 符合本市规定的医疗救助条件的参保人员，可在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第二十四条 参保人员患有特殊病在门诊就医和按照规定设立的家庭病床，享受本规定确定的住院医疗费报销待遇。特殊病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参保人员发生的下列费用，不属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一）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二）在非定点医院住院费用；
（三）不属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支付范围内的费用；
（四）因无证驾驶或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驾驶无效牌证车辆、酒后驾驶肇事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和打架斗殴、吸食或注射毒品以及犯罪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五）自杀、自残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六）在境外和国外发生的医疗费用；
（七）因医疗事故和其他责任事故造成伤害和后遗症的医疗费用；
（八）国家和本市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实施后迁入本市的非农业户籍居民，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方可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二十七条 参保学生在结算年度内毕业，就业后应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二十八条 参保人员死亡、迁出本市的，其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做退费处理。
第六章 管理服务
第二十九条 参保人员在已经实行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按照联网结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参保人员在尚未实行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出院后，凭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医疗费发票和全部费用清单，到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及其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登记，归集报销资料，统一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结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结算完毕，并按规定支付报销的医疗费用。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经办工作中应当尊重和维护参保患者的疾病隐私权。
第三十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院与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具体管理办法比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规定执行。
定点医院应尊重参保人员的知情权，在使用和提供自费的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时，应事先征得患者同意，并应提供每日医疗费用明细清单，方便患者了解费用情况。
第三十一条 参保人员住院时，应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卡和相关证件，到本市定点医院就医。社会保障卡和相关证件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与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签订服务协议，并按规定实行科学的医疗费用结算办法。签订的服务协议和医疗费用结算办法应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接受监督。
第三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因履行、变更服务协议发生争议的，由医疗保险争议处理机构调解处理。医疗保险争议处理机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第三十四条 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诚信制度。参保人员、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遵守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诚信建设标准，规范参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行为，履行医疗保险诚信义务。
第七章 监督
第三十五条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本人身份证明及医疗保险凭证转借他人就医；
（二）冒用他人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就医；
（三）伪造、变造病历、处方、疾病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
（四）伪造、变造有关证明材料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五）其他违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定点医院或定点零售药店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允许或诱导非参保人员以参保人员名义就医；
（二）允许使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应当由参保人员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
（三）通过伪造、变造的手段将保健品、化妆品及其他用品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四）提供虚假疾病诊断证明、病历、处方和医疗费票据等资料；
（五）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和过度医疗服务；
（六）转借POS机（服务终端）给非定点单位使用；
（七）倒卖基本医疗保险票据；
（八）不执行物价部门定价标准，造成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
（九）其他违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参保人员、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谋取私利，造成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追究其行政、经济和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参保人员、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其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经办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其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和有关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积极诱导规则”——从Grosker案看P2P侵权的新标准
马宁 杨辉
2005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争论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两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应该为他们的P2P软件承担协助侵权 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确立了判断版权侵权的新标准——积极诱导标准（active inducement test）。该判决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来影响面最广、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判决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索尼案做出了澄清，从而纠正了下级法院对索尼案不恰当的理解。鉴于目前P2P软件在我国也被广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相信本案判决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P2P软件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审判决
（一）地区法院判决
2002年，以影视、唱片公司为代表的原告，声称通过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软件交换的文件绝大多数（90％左右）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为原告拥有版权的。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确立的通用物原则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据该规则，销售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产品无须承担次级侵权责任。
初审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无须为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次级侵权责任，因为被告并不实际知悉其软件最终用户在版权文件交换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来监督其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二）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的软件具有并且实际被用作非侵权用途，包括经版权所有人允许通过该软件交换其材料或文件、交换不受版权保护的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据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判决，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规则进行抗辩，除非在侵权发生时，发现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体的侵权行为。
但是原告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体的侵权行为。因为被告的网络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网络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统中没有存放侵权文件，也没有侵权文件的目录。而且被告也没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是用户自己查找、检索、存储侵权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软件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涉入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
法院还裁定，虽然被告未对其软件做进一步的修改以过滤具体的侵权文件，也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和密码这样的系统来监督用户对其系统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担协助侵权的责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一）对索尼案规则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权人声称索尼公司——录像机的生产商应该为录像机的所有人对受版权保护的节目录像而承担协助侵权责任。证据显示录像机的最主要用途是“时间转换”（time-shifting），即为了在后来更方便的时间观看节目而进行录制。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非侵权的用途。而且，没有证据显示索尼公司有意违反版权法而推出录制这项功能，或采取积极行动通过非法录制来增加其利润, 法院并没有发现索尼公司有故意诱导的主观意图。具有实质性（substantial）非侵权用途的产品销售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销售了该产品而承担次级侵权责任。该推论借助了专利法中传统的通用物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本案中，版权所有人请求最高法院对其这一观点重新考虑，但最高法院拒绝了该项请求。相反，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观点，强调“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不足以使销售者承担责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确拒绝了版权所有人对“侵权用途”和“非侵权用途”两者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以明确可能发生责任的临界点的请求。
（二）最高法院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
通过版权保护来鼓励创造，还是通过限制侵权责任来促进技术创新是本案争议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来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专利法中的通用物规则一样，本案法院也从专利法中寻求积极诱导标准的依据。根据普通法，版权侵权案或专利侵权案中的被告如果“不仅仅是预料到，而且还通过广告诱导产品的侵权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先前案件中确立的有关诱导侵权的规则至今仍然适用。
根据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图是很明显的。“诱导”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广告或散布消息来诱导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确实存在这种信息。法院认为，能显著地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的证据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发现被告意识到了用户利用他们的软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载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虽然这种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网络特性无法揭示被下载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时被下载的。但是被告的用户有时通过E-mail向被告询问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而被告也给予了指导性的回答，这就说明被告确实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接收到有关侵权的信息。卷宗（诉讼记录）中大量证据表明，当被告宣传他们的免费软件时，都清楚地声称可以供用户下载版权文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用户的侵权行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务商Napster因为侵权提供便利而被版权人起诉后，两被告都将自己的软件宣传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两被告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来遏制用户对其软件的侵权使用。虽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被告的这种“不作为”视为不相关的因素（因为被告缺乏独立的责任来监督其用户的活动）但这种证据强化了被告为其用户的侵权提供便利的主观意图。最后，两被告通过出售广告空间进行牟利，然后将广告发送到使用其软件的计算机屏幕上。他们的软件被使用的越多，发送的广告就越多，广告收入也越丰厚。因此，被告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客户对其软件大规模的使用，而卷宗显示这种使用是侵权的。虽然该证据本身不会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图的结论，但从整个卷宗来看，其诱导侵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高法院最后总结：“如果通过对被告明确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积极行动的考察发现其有鼓励侵权的意图，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进对其产品的使用来侵犯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应该为第三人使用其产品而导致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
（三）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条件
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有积极促使第三人侵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可以从被告采取的积极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对产品的侵权用途做宣传或指导他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来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销售了具有侵权用途的产品。最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中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被告软件的最终用户进行了大规模交换版权文件的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销售商不会因为“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 （这也是索尼案中确定的规则）或者因为从属于销售的“一般行为”（比如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而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还强调，“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其协助侵权的成立。” 但是，“如果发现被告有鼓励侵权的意图，……就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为达到此目的，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有旨在诱导侵权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语和行为”。
基于这些适用和举证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诱导规则’是对‘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施以侵权责任’”。诱导标准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规则的再次确认，“不会阻碍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具有正当目的的技术创新。”
（四）最高法院拒绝采纳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合理知悉具体侵权”的标准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将索尼案中的规则理解为“要求在侵权活动发生时，被告合理地知悉具体的侵权行为”是不恰当的。最高法院解释到，虽然索尼案要求从销售产品的特征或用途来考察“不道德的主观意图”（culpable intent）并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看待，但是并没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仅应当从客观情况来推断主观意图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更要重视，否则就是“舍近求远”。如果证据是能够证明被告有意促进侵权行为发生的陈述和行为的（这些证据是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据索尼案的通用物规则来免除责任。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初审过程中提交的，能证明被告有意诱导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侵犯版权行为并从中获利的直接证据。鉴于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
三． 判决带来的影响及有关评论
此案判决对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谓是标志性的胜利。经过数年的诉讼，影视唱片界终于赢得了他们可以用来打击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这样的网络服务商的判决。Mitch Bainwol，RIA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评论到，“本案判决是协会与网络侵权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合法的网络在线市场终于可以腾飞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权专家对该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评论到：“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意义做了澄清，并维持了该判决。本判决表明，索尼案树立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作挡箭牌的抗辩” 。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该判决却持保留意见。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权部门负责人认为：“技术提供商将来需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承担协助侵权尚不明确”。Norvel特别关注法院采纳的第二个标准。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系统（mechanisms）来遏制使用他们的软件而引起的侵权活动。Norvell认为，这项标准可能给技术公司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可能会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惹火上身，“按照该案的解释，问题会变为：‘技术公司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侵权了吗？’”
卡多佐法学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认为，“投资者在对新技术投资前，总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依赖明显的、广泛的侵权活动，投资者就会将钱投向别处。”
笔者认为，对该判决应该全面、客观地审视。一方面，该判决是针对个案作出的，究其实质是发现被告在主观上确实有鼓励他人侵权的恶意，由此才导致其承担协助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有恶意，则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规则的“庇护”。“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协助侵权的成立。”这就使得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积极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没有应原告的请求对产品“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从而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P2P软件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形态 ，因此不宜过早地总结出僵化的判定侵权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样，该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产业代表与技术开发商对版权作品的经济利益的争夺。现实的情况是，P2P软件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网络的无国界性增加了诉讼的复杂性，因此，影音产业界不可能仅依靠一纸胜诉判决就封杀所有的P2P软件，“杀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对P2P软件找到有效的技术控制方式之前，争论（不论是在法庭、国会还是国际上）是不会休止的。最终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找到适当的商业模式并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来达到共赢，利用而不是封杀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毕竟，诉讼只是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之一。
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