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债务转移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与王辉、刘刑军同志商榷

　　8月23日，人民法院报“法官说法”版刊载了王辉、刘刑军两位法官撰写的《为免除罪责，犯罪嫌疑人亲属向被害人出具借条——该行为是否形成民间借贷》（简称《王文》）。受害人李某在多次催要诈骗犯张某父亲偿还借条余额不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基本赞同《王文》中不形成民间借贷的分析判断，但其关于本案不属于债务转移的观点值得商榷。

　　从债的理论看，债务转移是指债权人或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达成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法律行为，也称债务承担，包括免责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两种形式。债务承担生效与否，债的有效性与可转移性是关键。若移转之债根本就不存在或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而无效，债务承担自然也不成立或无效。《王文》认为本案不成立债务转移的主要理由，是“张某与原告之间是刑事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债务转移所要求的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不符合债务转移的规定。”显然，《王文》忽略了诈骗刑事法律关系之外所附带的民事法律关系。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因诈骗犯罪造成的受害人财产损失，一般通过追赃或退赃退赔而不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否则由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可见，除了诈骗刑事法律关系外，受害人李某与张某之间还存在受民事法律保护的财产损害赔偿之债。尽管经犯罪嫌疑人请求或同意后亲朋的协助退赃退赔在刑法意义上视为本人行为，但从民事规范角度而言，该协助退赃退赔符合债务转移的法律属性。从债的可移转性看，其既不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所禁止，也不属于性质上或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不可移转之债。因此，本案张父出具借条的行为成立债务转移并具有法律效力，李某、张某及张父分别是其中的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王文》的理由不能成立。笔者认为，在本案未明确约定张某是否退出债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李某权利角度出发，宜认定本案成立并存的债务承担，张某父子负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债务转移成立后，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王文》认为，张某实施诈骗后，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只能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受害人李某和张父决定，李某接受张父借条并承诺不追究张某刑事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受法律保护。该观点是否阻却债务承担合同效力，取决于如何理解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诈骗案发后张某已被逮捕的情况下，与其说张父出具欠条的动机在于“免除罪责”，不让张某承担刑事责任，不如说张某父子主要慑于刑事制裁或悔罪而对受损法益作修复弥补，希望获得宽大处理。其与受害人李某承诺不追究张某刑事责任体现谅解的真实意思表示，均符合刑法宗旨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另一角度看，在协助退赃退赔被认可和鼓励下，机械理解并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合法为由否定本案借条效力，也有悖于刑事法精神和政策。

　　综上，在法院刑事判决已考虑本案借条、李某承诺和部分退赔情节，张某已获得刑事法上积极利益，也符合张某父子真实初衷的情况下，张父以其子仍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拒不支付余款，属于债务承担后的毁约行为，违反了权利义务对等及诚信原则，不应为法院支持。还需说明的是，如果犯罪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前，受害人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从行为人或其亲属手中获取超出财产损失范围的不法利益，则属非法并可能涉嫌犯罪，自当别论。

　　（作者单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如何提高民事案件调解成功率

王胜宇


　　调解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除了特别程序、公示催告和企业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所有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均适用调解。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也有利于减轻法院繁重的审判工作强度和大量执行工作压力,也为当事人减轻了诉讼成本,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当事人的申诉、上访。“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新时期民商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指导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人民法庭要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省院及黑河中院也先后将调撤率纳入目标考评中，可见，在民事案件审理中，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说，如何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结合审判实践，现就如何提高调解成功率谈几点浅薄体会。

一、做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调解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认真阅读原告的诉状，了解他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审查判断其提供的初步证据是否与其诉讼请求相一致。二是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时，要认真听取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求、事实和理由的看法，认可程度、争议焦点以及相互间的差距。三是尽量全面告知当事人调解的权利。在知悉原告请求、被告答辩的基础上，为了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对当事人强调其拥有调解的权利及调解的优点，比如能缩短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诉讼费可以减半收取，还能利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可以免去以后强制执行的执行费用以及以后执行的麻烦等等。

二、通过诉讼代理律师做好调解工作。律师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支持者和协助者，在调解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师对调解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当事人信赖自己聘请的律师，对自己律师提出的建议通常会言听计从，因此，在对有律师代理的案件进行调解，一般通过律师来对当事人施加影响，让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对有律师代理的案件进行调解应积极做好代理律师的工作，争取律师的配合，让律师和当事人沟通，发挥其疏导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代理律师做好调解疏导工作是促成调节的有效途径，有一部分律师却不仅不会促成调解的进行，还会阻碍调解的顺利进行。碰到这样的律师，法院就不应该再通过诉讼律师进行调解工作，而应该主动与当事人联系，早日与当事人确定调解的时间。在日常工作中，法官对于哪几个律师支持调解工作，哪几个律师反对调解工作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对于比较陌生的律师，可以先同律师进行接触，试探一下律师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三、巧妙利用其他社会力量促成调解。法官在主持调解时，由于身份限制，很多话是不能自己来说的，同时基于案件的一些情况，仅靠法官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法官要善于寻求法院以外的各方力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合力，共同调解。如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所在单位、村、屯等相关人员做好调解工作。这些人与当事人都有血缘、地缘、情感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时与当事人接触距离较近，当事人对他们有一种信赖感和依附力，通过他们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协调，劝导，可以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使当事人改变态度，达到法情相融的效果，起到“催化剂”、“润滑剂”的作用，从而提高案件的调解成功率。

四、适当运用诉讼保全等手段，增加当事人参与调解的主动性。

　　如果当事人仅仅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和传票，很多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也没有主动参加调解的心理冲动。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就会给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压力，激发当事人希望迅速解决纠纷的冲动。法院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当事人进行说教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

五、把握调解时机，提高调解效率。
　　掌握调解时机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环节。法官在进行调解时要选择最佳时机，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坐失良机，应尽量一次调成，如果一次调解不成，让当事人长时间思考则会夜长梦多，有的当事人不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是到处拉关系，说情，有的当事人本来想解决问题，但由于他人的挑拨刁难，无事生非，以种种借口搪塞，本应履行的义务也不履行。一般情况下，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宜早不宜迟，对外力影响小、诉讼成本较小的案件在开庭前调解，可以避免双方在激烈的庭审辩论中激化矛盾，效果会很好。对于部分矛盾容易激化、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则要求法官始终保持冷静，控制好调解的时机和节奏。在调解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引导双方当事人多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并从对方的角度了解他人的苦衷。通过角色互换，多感受对方的心理，进而缓解矛盾，为调解打下伏笔。让当事人学会换位思考时，法官本身也应该更处处为当事人着想，要想到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处于当事人的境地，我会如何。有些案件，需待双方当事人冷静之后再做调解工作。如离婚案件，有的是因为与对方父母关系僵化造成，有的则是由于一时误会或一时冲动所致。如果在双方的气头上进行调解，必定是事半功倍，闹不好还会两头受气，此时宜采用冷处理，叫双方回去考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身边的人必定会做一些和解工作，同时也帮助双方解开一些疙瘩和消除一些误会，有的当事人会主动来撤诉。没有完全想通的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程度地动摇，这时法官可乘热打铁，加大调解力度，这样，和好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增加。
　　总之，调解工作是以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为目的的一项艰苦工作，也是疏导人际关系，倡导诚信友爱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作为一名肩负民商事案件审判责任的法官，要把调解作为民商事案件结案方式的第一选择，把调解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在调解中，要摸清当事人的思想动态，根据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以情动人，使问题和矛盾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