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农村审计条例
吉林省人大
吉林省农村审计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3/11/12
【题注】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公布施行）
【正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审计对象与范围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村审计，是指各级农村审计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与其有资产隶属关系的单位、合作基金会及其联合会、农村其他集体经济联合体的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取、管理和使用农民承担费用、劳务等情况所进行的审计。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审计工作，其设立的农村审计站具体负责审计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农村审计站接受本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农村审计站的领导，乡（镇）农村审计站接受乡（镇）人民政府和上级农村审计站的领导，其负责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任免。
农村审计站的审计业务，由上级农村审计站领导，并接受上一级或同级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
第五条农村审计站应当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农村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和聘任、解聘工作，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规定并组织实施。
农村审计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
第六条农村审计人员必须依法审计，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第七条 农村审计站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农村审计站作出的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必须执行。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涉及有关单位的，有关单位应当协助执行。
农村审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章 审计对象与范围
第八条 农村审计站对下列单位进行审计监督：
（一）村、社（组）集体经济组织；
（二）乡（镇）合作基金会及其联合会等集体融资组织；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兴办的经济联合体；
（四）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的其他有关单位；
（五）下级农村经济管理站。
第九条农村审计站对第八条所列单位的有关下列事项进行审计：
（一）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
（二）财经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及执行情况；
（三）收益（利润）分配情况；
（四）承包合同的签订、鉴证、变更和履行情况；
（五）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和劳务的预算、决算、提取和管理、使用情况；
（六）各种承包金、租金、征用土地补偿费等其他村级收入的上交、使用情况；
（七）各种借入资金的收支情况；
（八）固定资产的形成、变更和处理情况；
（九）基本建设工程的预算、决算情况；
（十）乡（镇）合作基金会及其联合会等集体融资组织的资金收取、管理、投放、回收、收益、分配情况；
（十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与其有资产隶属关系的单位、乡（镇）农村经济管理站负责人任期目标及离职的经济责任；
（十二）贪污、侵占、挪用、挥霍集体资金的行为；
（十三）在合资、合作、联营中，与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收益有关的经济活动；
（十四）社会捐赠、国家直接拨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款项、物资的使用情况；
（十五）政府或上级农村审计站交办的审计事项。
第十条农村审计站对涉及农民负担的部门和单位管理、使用乡（镇）统筹费的情况进行审计。
农村审计站应当对涉及农民负担的部门和单位的有关下列事项进行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当建议有关机关进行处理，有关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处理结果报送农村审计站。
（一）国家拨付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优抚、民兵训练、计划生育、防疫等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
（二）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基金以及罚没款的项目、标准、范围和使用情况；
（三）国家限价的经营性收费项目的收取情况。
第十一条农村审计站在进行审计工作中，被审计单位所在地有关行政、经济管理部门应当协助其工作。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十二条各级农村审计站应当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审计项目计划。
第十三条农村审计站确定审计项目后，应当编制审计方案并通知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应当配合审计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四条 审计项目确定后，应当成立审计组。
审计组根据审计方案的要求，通过审查凭证、帐簿、报表，查阅文件、资料，检查现金、实物以及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等方式进行审计，并取得证明材料。
调查取证时，应当有两名审计人员在场。证明材料应当有提供者的签名或盖章。
第十五条审计终结后，审计组应当向指派其进行审计的农村审计站提出审计报告。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应当及时报送主管机关和上一级农村审计站及有关部门，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审计报告在报送评审之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在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六条农村审计站审定审计报告后，应当作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通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执行，并向有关群众公布。
农村审计站对交办的事项进行审计后，应当将审计报告送给交办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农村审计站应当及时检查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十八条各级农村审计站对办理的审计事项，应当使用省农村审计总站统一制发的审计文书、凭证、帐簿，必须建立标准审计档案，并按照规定及时上报审计统计报表和材料。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农村审计站对违反财经法纪和财务制度的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可处以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对违法违纪款项应当全额追缴，并缴纳资金占用费，没收非法所得；纠正违反规定的收支、用工；冲转有关帐目，或责令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对有关单位处以一千元至三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以一个月至三个月基本工资（或相当于一个月至三个月劳动报酬）的罚款；
（一）拒绝报送或提供财务计划、预算、决算、合同、帐簿、凭证、会计报表、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的；
（二）阻挠审计人员依法行使审计职权，抗拒、破坏审计监督或检查的；
（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四）拒不执行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的；
（五）打击报复审计人员和检举人的。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缴挪用、侵占、贪污的资金，对侵占公物的应当追回被侵占的物品及其损失赔偿费，并缴纳资金占用费、没收非法所得，同时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１０％至２０％的罚款；
（二）侵占公物的，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２０％的罚款；
（三）贪污公款公物的，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２０％至３０％的罚款。
对构成犯罪的，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对于违反有关规定，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滥发奖金、补贴、实物或有其他挥霍浪费公款行为的，应当责令其全额退赔，补交资金占用费，并视其情节，对主要责任人员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１０％至２０％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集体经济组织以高于当地银行最高贷款利率２０％借入资金的，应当责令其退回借款，对责任人员处以借款额５％至１０％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纠正违法违纪行为，视其情节对责任人员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１０％至５０％的罚款：
（一）以不符合财务制度规定的凭证抵库存现金或入帐的；
（二）公款私存的；
（三）私设“小金库”或“帐外帐”的；
（四）未经批准坐支现金的；
（五）套取现金的。
第二十五条违反有关规定，增加农民负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纠正违法违纪行为，对责任人员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１０％至２０％的罚款：
（一）预收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强行以资代劳或提取额度超出规定限额的；
（二）不按规定用途使用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
（三）截留或挪用捐赠、拨付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资金或物资的；
（四）截留或挪用国家拨付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优抚、民兵训练、计划生育、防疫等专项经费的；
（五）擅自向农民收费、集资、罚款、摊派的；
（六）对乡（镇）统筹费、劳务进行县级以上统筹的；
（七）有其他增加农民负担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纠正违法违纪行为，对责任人员处以违法违纪金额１０％至２０％的罚款：
（一）挪用或无偿核销农业集体积累资金的；
（二）私分农业集体积累资金的；
（三）非法干预农业集体积累资金投放，造成农业集体积累资金沉淀或死帐的；
（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五）不按规定给农民分红的。
第二十七条违法违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于处罚：
（一）违法违纪行为经查出后，认真检查错误并及时纠正的；
（二）违法违纪款额较小，情节轻微的；
（三）自己主动查出并及时纠正的；
（四）经办人抵制无效，被迫执行后能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的；
（五）坦白交待或主动退赃的。
第二十八条农村审计站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时，经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临时采取以下行政强制措施：
（一）通知银行、信用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其停止拨款、划拨存款、冻结资金、封存帐户、扣缴资金；
（二）封存、冻结有关帐册、票据、资产。
第二十九条农村审计实行一级复议制。被审计单位对农村审计站作出的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农村审计站申请复议。上一级农村审计站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复议结论和处理决定。特殊情况下，做出复议结论和处理决定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必须经其上一级农村审计站批准。
被审计单位对复议结论和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的农村审计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复议和诉讼期间，原审计处理决定照常执行。
第三十条对贪污、侵占、挪用、挥霍集体资金的责任人员交纳的资金占用费，按高于当地银行或信用社最高贷款利率的２０％计收。
第三十一条农村审计站依法追回贪污、侵占、挪用、挥霍的违法违纪款，资金占用费，损失赔偿费，应当专户储存、专帐管理并根据资金的来源退回原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或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积金等。
本条例所涉及的罚款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农村审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露秘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对其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一个月至三个月基本工资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应当追究所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农村审计人员的职称评聘、外勤补贴等待遇，比照国家审计人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农村有关部门的内部审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宪政基本价值论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the Vi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 键 词] 宪政 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 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 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