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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下）
--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

刘承韪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古典契约法理论 新古典契约法理论 关系契约理论 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接上篇）

三、契约法社会化与关系契约理论

（一）契约社会化与“关系性契约”难题

传统契约法视野中的契约关系为个别性契约，强调契约当事人数量的有限性、交易目的的单一性、意思自由与个人利益最大化、权利义务的可预期和确定性、契约关系的相对性和与第三人的无关性等特征，契约关系简单而清楚。但随着经济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扩张以及经济交易的日益复杂化，原来简单清楚的契约关系因契约理念、契约主体、契约内容变动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不确定而复杂，契约的关系性特征愈发明显，契约关系社会化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契约理念变动引发的契约社会化。契约自由是传统契约法的核心理念，它讲究契约当事人的人格独立和自由意志，不受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影响和非法干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强化，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也大量出现，格式合同即其著例。格式合同易为当事人所滥用，从而使得“合同自由变成提供格式合同大公司的单方面特权”，最终导致我们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契约到身份复归”的过程，[51]契约自由由此衰落。契约自由的衰落，进而使得契约关系对当事人的束缚开始加强，第三人这种本来完全隐没在契约关系背后的力量也开始走向前台，囊括契约当事人、普通第三人、社会组织乃至国家的契约关系大大复杂化了，“关系性契约”难题随即出现。

第二，契约主体变动引发的契约社会化。现代契约法在维持古典与新古典契约法抽象平等理性人格假设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其代表的例子是劳动法上形成劳动者的具体人格，使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中国合同法中也注意区分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52]上述具体契约法人格的登场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抽象理性人格假设，将原来较为简单的契约关系通过具体社会人格或“作为关系性存在物的社会人格”[53]而复杂化了，引发了契约法适用上的关系性难题，即契约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会因为主体人格的具体化而发生多大的不同？

第三，契约内容变动引发的契约社会化。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得作为契约内容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社会化倾向明显，对于此种高度社会化的复杂契约关系，传统的民法制度也无所适从。

总之，契约关系已经不单单是当事人交易磋商的结果，合意也不再是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凭据，契约已经成为包括当事人合意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博弈的结果，契约关系已经高度社会化，此时的契约已经具有了承载多重社会关系的能力，传统契约问题在现代也已经转化成与契约相关的“关系性难题”。

之所以称作“难题”，是因为传统契约法规则无法有效应对契约关系社会化所带来的挑战，不管是建构期的古典契约法还是调整期的新古典契约法都无力解决契约社会化的法律问题。古典契约法自不必说。新古典契约法尽管以承认例外的方式对古典契约法做了诸多修补，并注重回应社会现实，也初步认识到了契约的关系性特征，但新古典只是古典的一个亚种，它在法律理念、体系结构和核心内容方面都没有超脱出古典契约法的理论范式。它仍然是基于个别性契约交易，不过是对关系做了许多让步，它常常能够适当地处理契约关系中更为个别性的问题。但是，当个别性和关系性原则发生冲突时，新古典契约法就缺乏任何压倒性的关系性基础，也就缺乏解决关系问题所需要的应变能力。[54]于是，新古典契约法同样不能成为解决关系性契约问题的首选。

（二）社会化的契约法理论方案的兴起

既然古典和新古典契约法都无法解决当今契约关系日趋社会化的难题，因此就需要在契约社会化的背景下寻求全新的契约法理论方案和理论模式。传统契约法理论把契约的社会背景关系全部从法的世界中驱逐，致使重多的利益裸露于法律之外，以致最终死亡，因此契约法社会化理论立足于克服古典和新古典契约法的这一病因，主张契约法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力图把曾经被传统契约法所抛弃的社会现实背景重新纳入法的世界。[55]在契约社会化理论中，契约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当事人允诺和书面约定而建立起来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更是以契约约定和契约社会背景为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自此，契约法理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从全面统治两大法系的新旧古典契约法理论转向强调契约之社会基础、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的社会化契约法理论，以为解决当今社会关系性契约难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1．吉尔默的“契约死亡学派”（death of contract）

1970年4月，美国法学家格兰特·吉尔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作了一个讲演，题目叫做“契约的死亡”，然后将讲演稿整理出版，这就是使世界法学界震惊的《契约的死亡》一书。这本书的开头写道：“有人对我们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的确如此，这绝无任何可以怀疑的。”[56]在吉尔默看来，19世纪晚期契约一般理论迅速形成之前，侵权一直是引起民事责任的主要因素，在当时，契约之债与侵权之债呈融合趋势。而当“对价”等古典契约法的核心准则走向消亡的时候，这种融合状态就再次重现。吉尔默认为现代契约法的发展表现为契约责任为被侵权责任这一主流融合，契约法为侵权行为法吞并，或者他们二者都被一体的民事责任理论合并，有关契约关系问题的处理也将交由合并后的民事责任理论和制度。古典契约法领域中的那种纯粹规制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概念开始土崩瓦解，并逐步走向开放。

2．肯尼迪等人的“批判法学运动（CLS） ”

批判法学的主要目标是构成市场机制的合同和财产制度将所有的法律推理都描述成神话，批判法学努力证明任何合同法的规则、原则或标准以及其他学说都可以被社会所“解构”。并且在摧毁了现存制度架构后，批判法学不愿意提出作为替代的制度设计。当然，与契约死亡学派一样，尽管批判法学在法学杂志中被千万次地提及，但在案例法中它几乎完全被忽略了。[57]但无论如何，批判法学运动的学者还是为契约法理论的创新和开放性提供了营养，开启了思路。

3，麦考利的合同之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ies）

合同经验研究学派的鼓吹者为麦考利教授。麦考利教授于1963年发表《企业中的非契约性关系的初步研究》一文，宣告了正统契约法的死刑，他从经验素材中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国的实业活动约近3/4是基于非契约性关系的，而契约的详细规定对于市场经济秩序并没有实质影响，当事人对于契约法文本和书面契约也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重视，他们更重视的是长期商业关系的维系。由于上述研究发现同样具有宣判正统契约法死刑的效果和社会影响，因此麦考利被吉尔默等人戏称为“合同死亡的高级刽子手”。

总之，在解决关系性契约难题的需要下，在法律社会化的浪潮激荡之下，各种法社会学契约理论应运而生，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契约理论创造却是下文所说的关系契约理论。

（三）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运动的最强音

关系契约理论是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的毕生杰作。麦克尼尔曾师承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其所创造的关系契约理论被公认为是自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58]关系契约理论的核心意旨是从社会学的外在视角．对契约效力的正当性进行全新的解释和说明，将契约背后的社会关系推向契约效力的前台，为受到批判甚至被判死刑的古典和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寻找全新的替代方案和理论模型。

浅论请求权竞合与案由选择

黄登雄


　　请求权竞合、案由选择是人民法院在进行案件审理时，无论实体还是诉讼程序经常运用的两个问题，是法官审理案件和律师代理诉讼必须准确把握的。按照我国现阶段请求权竞合理论的通说，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其中的一个请求权实现，则其余的请求权消灭。请求权竞合的处理原则典型地规定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允许请求权的有限竞合。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以上内容节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11号（以下简称《案由通知》）。

　　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常常要求当事人必须列明案由，如果起诉状不列明案由，或者认为未找到恰当的案由，人民法院便不予立案。起诉状中列明案由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法庭查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所选择的案由不一致，有的法院认为应当征求当事人是否变更案由，如果当事人坚持不变更案由，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同意变更案由的话，法庭则要求书面申请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得不为避免败诉的现实风险而书面申请变更自己认为正确或可能正确案由，但如果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和裁判结果不服提出上诉，则一审中自己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又对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产生很大的影响，将己方置于很不利的地位。

　　一个争议事实发生后，相关当事人可能对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而且每种看法都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譬如在比较难区分的雇佣关系与承揽合同中，一个自然人在为另一个自然人进行建房施工工作的过程中因事故死亡，死亡人的亲属认为是雇佣关系，主张建房人是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列明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而建房方认为是承包给了死亡人施工，是承揽合同关系，死亡人是承揽人，建房方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诉讼的过程中，法庭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认为原告方列明案由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与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一致，告知原告方书面变更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否则若坚持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由起诉，由于起诉的案由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法院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很难不书面变更案由。我们知道，雇员受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的案由则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死亡人对造成自己死亡有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方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后，在收集证据以及辩论焦点方面便很难再坚持雇佣关系，否则便自相矛盾。那么，法庭要求原告书面申请变更案由是否合法？如果原告坚持不变更案由，且原告所认为的案由与法庭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符，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做法是否合法呢？

　　笔者认为，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而不是原告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原告在起诉时可列明案由，以利于人民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时准确认定案由，原告也可以不列明案由，由人民法院根据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主张来确定。《案由通知》二、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起诉时并不要求当事人选择案由。尤其在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无异于将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拒于法院门外。况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还规定了“口头起诉”，在“口头起诉”的情况下，当事人更无力选择确定案由。

　　即使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法律也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案由通知》四－3规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显然，该规定要求的是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亦即《民诉法》第108条第（三）项规定的“具体的诉讼请求”，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当然，当事人在诉状中列明案由有助于其准确选择竞合状态下的请求权，表明诉由，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准确确认其所选择的请求权。
《案由规定通知》四－4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非常明显，即使是当事人的原因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当事人也无申请变更之义务，变更案由完全是人民法院的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显然，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的是“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不是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案由，人民法院可以迳行变更案由。当然，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应指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且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能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情形。如果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虽不一致，但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能够支持或按过错程度部分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可直接判决支持全部或者部分诉讼请求（指赔偿金额按比例承担部分）。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和裁判结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人民法院完全不必也不应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认同法院对法律关系性质的判断，并告知当事人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只有在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不同性质，譬如查明纯属于侵权法律关系，却主张解除合同、按合同赔偿等，按诉由（注意非指案由）亦即事实和理由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时，才须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否则直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因为案由是法律关系性质的浓缩和体现，要求当事人书面变更案由就是要求当事人改变其所认为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这不必要也不合法，至少是缺少法律依据。

　　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一个争议事实的法律关系性质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但是这种情形不能称之为“案由选择权的竞合”，案由选择不存在竞合。一个争议事实发生，上升为法律事实后，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就确定，在发生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结合请求权即可确定案由，在不发生请求权竞合时，案由应当是唯一的。对于案由选择（亦即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的争议不应适用请求权竞合的办法进行处理，不应建议或要求当事人对案由进行选择。各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可能对同一事实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不同的认识，但应以人民法院的认定为准，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和裁判结果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则予以维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不正确则给予纠正。人民法院完全不必在立案时一定要求当事人对案由进行选择，审理中也不必要求或建议当事人申请变更案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