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例死刑改判无罪案件看转变司法观念的迫切性
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吴海堂
2004年3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通报了七起在原审中已判为死刑或死缓，而经被告人上诉或申诉后被改判为无罪的典型案件。从改判的原因看，都是因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出现偏差或证据不充分而引起，充分暴露了办案人员在执法观念、执法理念上存在的问题。透过案件本身，剖析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并引以为戒，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改变执法作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七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这七起案件分别是黑龙江省杨方忠故意杀人案、海南省黄亚全、黄圣玉抢劫案，广西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案，这三起案件均是犯罪事实不是被判刑的被告人所为，是在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后才得以纠正，属张冠李戴的冤案；而甘肃省出租车司机荆爱国因运输毒品案则是侦查人员为破案而设置圈套、蓄意制造的假案；另外，辽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重庆童立民故意杀人案、云南孙万刚故意杀人案则是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犯罪事实即被告人所为而判无罪的错案。
这七起案件被改判后，分析原审之所以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发现办案人员在证据的采用上存在以下问题：
1、 将被告人的供述作为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这七起案件中有五起是被告人曾经作过有罪供述，虽时供时翻，或前后矛盾，但在原审中均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被采纳。
2、 忽视证据之间的疑点，没有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对于证据中或证据间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或互相矛盾的疑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忽略，如在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案中，现场勘查提取的物证中，有两只分别为41、42码的皮鞋，经辩认41码的鞋是被害人的，另一只42码的鞋是嫌疑人的，而二被告人穿的鞋只有38、39码，矛盾比较明显，但未引起重视。
3、 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未被合理排除。如在黄亚全、黄圣玉抢劫案中，二被告人均辩解称：他们没有参与作案，当天下午5点至10点一直在黄道军家帮忙做菜，一起吃饭，并提供了多位证人。而侦查机关只是简单询问了其中的两个，而没有对其他证人调查取证，导致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与无罪辩解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的排除。
4、 证据收集不到位，导致证据缺失，形不成证据链。在第一次讯问中或初次勘验现场时，工作不到位，收集证据不全面，导致证据灭失，形不成完整的证据索链，最终因证据不足而导致无罪判决。如在李化伟故意杀人案中，对现场提取的凶器（菜刀）没有做指纹鉴定，对于提取的足迹也未鉴定属于何人，法医也没有鉴定出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对李化伟作有罪供述时没有用音像设备加以固定，所以在言词证据出现变化后，无法用物证、鉴定结论等来印证，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导致无罪判决。
5、 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形成的“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除荆爱国运输毒品案是公安机关人为制造的典型假案外，其他案件在证据搜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现象，甚至在笔录中有侦查人员代为签名，这样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降低了证据的证明力。
二、 产生错案的思想根源
通过对这七起错案产生的具体原因分析，发现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陈旧，没有严格按现代司法理念办案，是导致错案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这种陈旧的执法观念主要表现在：
1、 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根深蒂固。这七起案件均有被害人死亡或被告人有被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应当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是必要的，但是正因为后果严重，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极刑，一旦铸成错案，后果无法挽回。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犯罪一贯提倡要从严惩处，特别是社会治安形式恶化时，便人为地开展“严打”斗争，以突击办案的方式开展大规模地清理，甚至下达办案指标，将可立可不立的坚决立案，可捕可不捕的一律逮捕，能重判的绝不轻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犯罪嫌疑人一味强调打击，忽视对于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的保护。虽然在“严打”斗争中，绝大多数案件是正确的，但是个别的错误却能导致一个人、一个家庭长期的不幸，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有违司法公正的主题，与重视人权，保护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
2、 “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思想严重。办案人员对执法人员总是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固有观念，将犯罪嫌疑人的“嫌疑”理所当然的认作“犯罪行为”，只注重收集有罪证据，不注意收集无罪证据，把翻供当作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片面认为是狡猾抵赖的表现。如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一案，只因两人都是刑满释放人员，办案人员先入为主，认为被告人有前科，再次犯罪的嫌疑就大，因此，尽管被告人翻供，承办人仍然内心确信此案就是两被告人所为，不惜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那些有前科，在群众心目中经常做坏事的人，一旦有案件发生，他们往往就是被怀疑目标，所以在破案中就是以人寻证，先设想某个人犯了罪，再去搜集他有罪证据，而不是以证寻人，用案件本身的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
3、 “口供是证据之主”的错误观念依然存在。很多案件都涉及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一旦犯罪嫌疑人不按办案人所设想的供述，办案人员就认为犯罪嫌疑人欺骗自己，从而对犯罪嫌疑人大加惩罚，直到犯罪嫌疑人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和目的供述为止，这种刑讯逼供、暴力执法现象充分暴露了办案人员自己对于案件本身证据的不确信，非得到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才能认为证据已充分。
4、 经验主义代替了严谨的工作作风。有些办案人员办案只是凭经验，对案件往往只是进行粗略的审查，而忽视对案件细节的分析，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有时即使发现了案件中存在的疑点，也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而加以排除。
三、 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保证公正公平执法
这七起死刑改判无罪的案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充分暴露和反映了我们执法人员在执法观念、执法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错案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树立符合现代法制精神的新型司法理念，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承担起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职责。
一是要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思想。打击犯罪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而打击犯罪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护人民，特别是宪法修正案将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我们应当对于被害人、被告人的权利一视同仁，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理解“错放只是一个错误，错判可能是两个错误”的深刻含义，决不能在破案压力大、难以交待的情况下，冤枉无辜，推卸责任。“宁可错放十个，不可错判一个”，这句英国谚语在我们国家真正得到实现，重要的是人们要更新观念，司法机关真正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做到办案不忘稳定，打击不忘保护，树立大局观念、人权意识。
二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只有程序合法，才能保证实体的正确，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无法取得客观的实体。要树立文明执法、严格依法办案的意识，把查明案件真相与遵守办案程序联系起来，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绝不搞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三是要用“无罪推定”代替“有罪推定”的执法观念。虽然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但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思想往往使办案中先认为嫌疑人有罪，再去收集证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我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只能认为其有嫌疑，而是否真的有罪或者无罪只有在彻底、全面地取得证据后才能认定。要正确对待被告人翻供现象，特别是要注意充分听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充分重视无罪辩解，切实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
四要以新的理念改革刑事证据制度。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要以人权、秩序、公正、真实、效率为基本理念。刑事诉讼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刑事证据法制追求的基本目标，在刑事证据制度方面应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沉默权、律师询问在场权、禁止双重危险等原则与规则。惩治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刑事证据制度中设定强制措施，特殊侦查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惩治犯罪不得以侵犯人权为代价，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循授权原则、比例原则和适当原则。在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上，仍应坚持以客观真实为基础，同时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侦查人员要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努力实现证据的真实性。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诉讼效率，不因片面追求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公正性。
关于印发《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技术监督局 新闻出版署
关于印发《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7年8月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新闻出版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技术监督局、新闻出版局、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标准化机构、各有关出版社：
为了加强对标准出版活动的管理，保护标准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制定了《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标准出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标准出版活动的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国境内从事标准出版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标准，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本办法所称标准出版活动，包括标准出版物（包括纸质文本、电子文本）的出版、印制（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三条 标准必须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正式出版单位出版。
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工程建设、药品、食品卫生、兽药和环境保护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卫生、农业、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也可委托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也可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
第四条 标准的正式说明和解释，由标准的审批部门组织编写，并按本办法第三条的有关规定由有关的出版单位出版，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写和出版。
第五条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同标准审批部门签订的合同，标准的出版单位享有标准的专有出版权。
第六条 标准出版合同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规定。出版合同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标准的专有出版权；
（二）标准的载体型式、文种；
（三）发行范围；
（四）交稿要求；
（五）出版周期、质量要求；
（六）出版费用；
（七）义务与权利；
（八）违约责任。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以经营为目的，以各种形式复制标准的任何部分，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将标准的任何部分存入电子信息网络用于传播，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
出版单位出版标准汇编时，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
第八条 非正式审批或发布的标准，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出版发行。
第九条 经审批、发布的标准，在送交出版单位出版时，需附有标准审批部门的正式批文或发布文。出版稿的内容应当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ＧＢ／Ｔ1）的规定。
第十条 标准出版后，出版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有关技术归口单位赠送样本。
第十一条 标准发行应当遵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按下列有关规定处理：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标准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标准的出版、印刷或者经营性复制、发行、传播业务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盗印、盗制标准的，没收非法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依据《出版管理条例》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合法手续而印刷或者经营性复制标准的，发行单位和个人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标准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依据《出版管理条例》吊销许可证。
（四）伪造、假冒标准出版单位名称出版或复制标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出版管理条例》予以取缔，没收非法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侵犯标准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决定。吊销许可证的处罚，由原发证部门决定。
第十四条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和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的授权，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翻译或认可的ＩＳＯ／ＩＥＣ标准、技术报告、国际标准草案（ＤＩＳ）、委员会草案（ＣＤ）等正式文件的出版发行按本办法执行。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认可的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及其各种正式文件的出版发行参照本办法执行。
上述出版物均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