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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


关于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为建设中日友好医院提供四亿三千万日元赠款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６日）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提及日本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最近举行的关于旨在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日本经济合作的讨论，并代表日本国政府建议作如下安排：

　一、为了实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成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根据日本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日本国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以四亿三千万日元（￥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为限额的赠款（以下简称“赠款”）。

　二、除非经两国政府有关当局共同协议延长期限，“赠款”将在本安排生效之日到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期间内使用。

　三、“赠款”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于支付为实施“计划”所需要的下列设施的详细设计所需的日本国国民的服务费用（本安排中使用的日本国国民一词是指日本自然人或由日本自然人控制的日本法人）：
　　（一）综合医院；
　　（二）临床医学研究所；
　　（三）康复中心；
　　（四）护士培训中心；和
　　（五）两国政府认为必需的有关综合医院的其他设施。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当局为了支付第三款中提到的服务费用，将与日本国国民以日元缔结合同。这些合同须经日本国政府核定适于作为“赠款”对象。

　五、
　　（一）日本国政府将以支付日元的方式实施“赠款”，支付的日元是用来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当局根据第四款规定的经核定的合同（以下简称“核定合同”）所欠的债务，支付是以日元拨给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当局所指定的一家日本国外汇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名义开立的帐户。
　　（二）上述第（一）项提到的支付须由“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当局发出的支付授权书，向日本国政府提出支付请求时进行。
　　（三）上述第（一）项提到的帐户的目的只限为接受日本国政府支付的日元并付给作为“核定合同”的缔约者的日本国国民。关于记入帐户借方和贷方手续上的细则，将通过“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当局协商同意。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一）免除日本国国民关于根据“核定合同”提供的服务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的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财政税；
　　（二）对根据“核定合同”提供服务而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日本国国民，为执行其工作而进入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应给予必要的方便；和
　　（三）负担为“计划”的详细设计所需的除“赠款”负担的费用外的全部费用。

　七、两国政府将相互协商有关本安排引起的或与本安排有关的任何问题。
　　我再一次荣幸地建议本照会和阁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安排的复照应被看作构成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并自阁下复照之日起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吉　田　健　三
　　　　　　　　　　　　　　　　　　　　　　　　　（签字）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二）我方去文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吉田健三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照会，内容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略。）
　　我再一次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安排，并且同意阁下的照会和本照会应被看作构成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并自本复照发出之日起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谭　云　鹤
　　　　　　　　　　　　　　　　　　　　　　　　　　　（签字）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附：　　　　　　关于上述换文文本解释问题的换文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就今天有关旨在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提供的日本国赠款的换文，代表日本国政府建议：上述用日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换文，如果解释上发生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吉　田　健　三
　　　　　　　　　　　　　　　　　　　　　　　　　　　（签字）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二）我方去文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吉田健三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略。）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阁下来函中提出的建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谭　云　鹤
　　　　　　　　　　　　　　　　　　　　　　　　　　（签字）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聚众”和“贫穷”
　　　　　　　　　——略论禁止传销法律的缺陷及补救措施

　　　　　　　　　　　　　　　作者：王晴
　　　
　　据3月1日《扬子晚报》报道，宿迁上百传销者猖狂围攻执法人员。2006年2月28日下午，宿迁发生上百名涉嫌传销人员围堵工商局、将工商执法人员和前来维持秩序的民警打伤事件，有3名民警以及10多名工商人员被打伤，其中两名工商人员伤势严重，另有一名群众也被这伙人打得左眼近乎失明。笔者也曾听闻多起工商执法人员在查处传销的现场被参与传销的群众阻挠，传销人员互相掩护下转移传销产品、隐匿或毁灭证据的实例发生。为什么传销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甚至受害群众对禁止和查处传销的执法行为不予理解和支持，反而阻挠和反抗呢？前一个问题，需要从经济和文化多方面角度综合考虑，后一个问题则可以直接关联到查处传销的立法和执法的一些法律缺陷。引起我们对于执法正当性价值方面的深思。
　　传销被定为非法性质。为什么？政治原因居多，在我国人口和就业压力下传销在多层直销意义上的经营方式当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传销发展到目前这样通过利诱和威胁对下线人员的财产控制和人身自由限制的严重危害后果，已经不是单纯的市场利益分配不合法问题，传销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了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更严重的是已经构成了对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利的侵害，并且通过这种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双重加害行为诱发和导致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严重的破坏。因此说，从法律调整的关系坐标对应执法主体的职能来看，让工商部门去查传销，就好比让工商部门去查非法拘禁一样其结果一定是隔靴挠痒，职能和手段所限不可能达到有效治理的效果。容易产生执法无效和执法冲突，经常引发本文开头转述类似事件发生。为了理清查禁传销的执法体制，让我们先来考察分析一下从事传销人员的构成吧，从事传销活动的一般人员的构成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贫穷”，穷到向亲戚友朋下手的程度，大部分被威胁和利诱参加传销的人员来自下岗和待业者——统称为失业人群；其次是“愚昧”，即蠢到只顾眼前利益，明知是泥坑，但也要饮“泥”解渴往进去跳的结果；最后是“缺德”——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即传销加入者一般只顾及和关心个人在传销组织中上下线级别地位所取得的分配和待遇，完全不顾及和无暇顾忌社会公德问题，产生了适用收买政策和等级剥削制度激励传销组织及其成员自发维护运营其秩序和“聚众”的“小社会”体系的类似机制；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被我们现实社会所司空见惯并非政治敏感所需急迫治理的。之所以要急则治标的理由关键在传销是一种“聚众”行为，尤其是和“贫穷”联系相关的“聚众”行为，在我国必然遭到禁止。有例证中国刑法中有许多对“聚众”的治罪罪名，如果革命的成功经验就是把“贫穷”和“聚众”二者结合起来重新聚敛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为了防止重复发生这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而仅仅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冲击和破坏，那么国务院从政治角度将传销定性为非法性质予以取缔。专门以立法明令禁止！既然传销被定性为非法，那么并不存在规范的市场行为或不规范的市场行为的问题。它已经从市场行为中被剔除出去，被宣告为非法行为和否定其市场经营行为的性质。而法律对非法行为的定性主要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征。由上可知传销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损害公民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且具急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现实的危机和紧迫性。因此它属于治安法和刑法调整的对象，而不应属于市场行为法调整。

　　维护社会管理公共秩序哪怕是强化政治统治力从来就是公法公开的正当的职能和目的所在，所以既然是法律命令禁止的行为而非限制行为，既然是一种非法行为而非违法意义上的行为，就应当采取与明令禁止相适应的公开的执法目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执法手段和严厉的执法态度等较为完整的执法形式。也就是说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以及刑事诉讼法公开地查纠和追诉传销组织者、策划者的责任。对首恶者公开有力打击和治罪。而对于一般的参加者和协从人员实行解救和赔偿，要解救和教育群众，绝不能惩处群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与执法手段强有力相对应，有针对性地名正言顺地禁止和查处传销非法行为。

　　在很早就存在的传销行政处罚案例中，取缔和查处传销的结果往往是参加者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没收和罚款处理。但受害人的损失，行政执法者并没有主持由传销组织者给予赔偿。事实上，对于“贫穷”和“聚众”的大多数参加传销的群众来说，他们无法分别被上线提成的金钱和被行政执法部门罚没的金钱二者有什么区别，甚至提成是以合同的自愿形式掩盖的掠夺，而被工商部门查处对其损失究竟有何补偿和救济？群众无法区分清楚，办案人员除了惩罚也确实没有对受害人的损失主持民事赔偿。这样的行政执法只为驱散“聚众”而不为解决“贫穷”者的现实利益和损失考虑，缺乏正义和正当性价值，因此查处传销的行政执法行为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反而得到抵触行为。惩处群众就是用政治方法直接解决经济问题，为了政治目的而单纯以行政处罚的手段对受害者施行惩罚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把传销当作行政执法部门的市场监督对象，交由工商部门来管辖，难免行政执法部门追究行政责任和罚款的泛泛化，使受害的群众的民事损害得不到赔偿，反而在传销组织者和上层的分配行为完成后国家行政机关变相参与第二次对传销战利品的分配——罚款，使受害群众伤口上撒盐。这必然导致群众的不相应、误解和不配合甚至反抗。

　　禁止传销的法律立法基于政治目的急功近利欠缺人性关爱；处罚对象的泛化和对受害人损失的漠视以及对传销侵犯人身权管辖权定位的错误。此三项共同构置了目前查处传销行为的执法现状。总结以上分析的法律缺陷，笔者提出如下针对解决办法：
　　第一、明确定性传销为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设定治安管辖和刑事管辖的专一管辖权，公开以治安管理和刑事调整。
　　第二、行政执法和刑事处罚实行首恶者惩、协从者教育和解救，孤立和打击组织传销的首要分子；
　　第三，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通过立法规定行政裁决民事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审判。要求对参与传销的受害群众的损害同时赔偿，必须附带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尤其在查处传销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对受害人的民事权利的保护必须附带于行政程序完成并视为执法者必须履行的特殊的完整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应从公共利益角度支持受害人提出附带的民事赔偿请求。只有这样才能分化瓦解传销的违法群体，争取群众支持，避免罚款或罚金加剧受害者的“贫穷”，现实保护群众的利益。争取社会和群众最大化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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