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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农办渔【2010】5号


　　为规范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工作，提高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分析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我部制定了《农业部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渔业局。
　

　　联 系 人：朱亚平

　　联系电话：010-59192925，010-59192995（传真）

　　电子信箱：fishmarket@agri.gov.cn



　　附件：农业部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管理暂行办法



农业部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部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定点单位（简称定点单位）信息采集工作，确保采集体系运行质量和效率，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更好地为行业主管部门、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信息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部渔业局负责管理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定点单位信息采集工作，为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保障。委托中国水产学会成立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中心（简称信息采集中心），具体负责统计、分析、组织、协调及其它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部门（下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工作，组建并管理本地区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体系，指定专人负责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和分析工作，并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保障。

　　第四条 定点单位的申报、认定工作坚持自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申请作为定点单位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在全国或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交易量、交易额位居全国或地区前列，或某一品种交易量、交易额位居全国或地区前列），市场配备基本的信息采集软、硬件设施，并安排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信息的采集和上报等工作。

　　第五条 申报定点单位的市场向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市场所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向农业部渔业局推荐，农业部渔业局委托信息采集中心对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确定信息采集定点单位。农业部渔业局向确定的定点单位统一颁发匾牌（有效期为五年），并予公布。

　　第六条 定点单位应选择具备一定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专业知识和相应计算机操作能力的人员作为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信息员（简称信息员），报农业部渔业局审定。农业部渔业局向确定的信息员统一颁发聘书（有效期五年），并予公布。

　　第七条 定点单位要为信息员提供与工作要求相适应的工作条件，并确保信息员相对稳定。如需更换信息员，应提前通报信息采集中心，并妥善做好工作交接，确保信息采集工作的正常运转。信息员应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增强市场信息敏感性，提高信息分析研判能力。

　　第八条 信息采集中心应成立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分析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名单由信息采集中心提出，并报农业部渔业局审定。农业部渔业局向确定的专家组成员颁发聘书（有效期五年）。信息分析专家应每月至少向信息采集中心报送一篇本地区水产品批发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文章，并按要求参加信息采集中心组织的市场运行情况阶段形势分析讨论、培训等活动。

　　第九条 信息报送实行日报和月报制度。信息员应在每日18：00前向信息采集中心报送本市场当天所有采集品种的交易价格及成交量居前10位品种的成交情况（不足10个品种的按实际交易品种数量报送）。每月5日前报送上月市场总成交额、总成交量及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月报。

　　第十条 信息采集中心负责对定点单位和信息员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其信息报送质量，发现异常数据，应及时通过电话沟通或现场调查等方式了解情况、更正信息。同时，对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包括确定采集品种，建立价格指数体系及调试采集系统软件等。

　　第十一条 信息采集中心负责信息的汇总、统计和分析工作，按要求报农业部渔业局审核后统一对外发布。定点单位可将已发布的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行情通报给本市场的批发交易商。

　　第十二条 农业部渔业局委托信息采集中心负责对各定点单位和信息员进行年度考核。具体考核评分标准如下：

　　（一）价格信息满分100分。无故迟报和漏报的，每迟报1次扣0.5分，每缺报1次扣1分。

　　（二）品种成交信息满分100分。无故迟报和漏报的，每迟报1次扣0.5分，每缺报1次扣1分。

　　（三）市场成交信息满分60分。无故迟报和漏报的，每迟报1次扣2.5分，每缺报1次扣5分。

　　（四）市场动态满分60分。无故迟报和漏报的，每迟报1次扣2.5分，每缺报1次扣5分。

　　（五）发现报送信息明显不实的情况，每次扣5分。

　　（六）需要应急报送时，每报送1次加2分。

　　（七）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及时报送信息时，应事先通知信息采集中心，由信息采集中心酌情处理。

　　（八）为鼓励各单位使用计算机联网，对联网设施、设备齐全，且经常使用计算机联网传送信息的单位，每年一次性加10分。

　　第十三条 考核得分超过260分的单位和信息员可被评为优秀定点单位和优秀信息员。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农业部渔业局将取消其定点单位和信息员资格，收回其匾牌和信息员聘书，并予公布。

　　（一）无故连续一个月不报送信息；

　　（二）有意弄虚作假，经劝说无效；

　　（三）两年内无故缺报日报累计超过50次，或缺报月报累计超过4次。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渔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官选总统 ——透视美国大选中的民主与法治

　 张千帆

　 本文上篇论述了法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力量。通过保证权力的角逐者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法治为政治竞争从分裂回归统一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从而使民主政治过程得以和平、健康、稳定地进行下去。但法治并不是政治社会所遵循的惟一原则。第43届美国总统的归属由法官作出最终裁决，这固然反映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院的尊重以及法治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选举一般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政治过程；现在，佛州乃至整个大选的结果最后居然由法院来决定，而法官本身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做法是不是违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首先必须探讨法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的前提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的判案过程不受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审理布什与戈尔的诉讼期间，代表各自利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都曾针对法院游行示威。但如果其有可能影响法官判案，那么它们肯定将受到取缔与禁止。当然，更不用说当事人利用职权去干预司法活动。为了保证司法独立，美国的联邦法官并不是由选举直接产生的，且法官们不能仅因作出不合民意的司法决定而受到制裁。保障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含义是，社团或政府的某些决定必须由一个中立的机构严格按照法律决定，不论掌握权力的社会势力或代表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当时是否愿意；或者说，一旦法律（包括诸如宪法的“更高的法”）被制订出来，那么除非通过明确修改法律的文字，任何人———包括人民或人民代表中的多数人，甚至法律的制订者本身———都不能偏离法律的要求，或改变由一个专门机构———法院———所解释的法律的含义。任何看似至高无上的东西———无论是“人民的意志”还是“立法者”的喜怒———都不能迫使法官们放弃法律原则，因为后者才是国家的根本。

　 在人类社会中，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需要政府的统治，而凡是由人组成的政府都需要权力制衡。民主和法治是这种制衡的最根本的要素，但和人民大众及其代表一样，法官也是行为学上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上帝”，他们也会犯错误甚至滥用自身的权力，且司法地位的独立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他们滥用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产生了“由谁来制衡制衡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尤为突出，因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统治”（托克维尔有时把它称为“暴政”），多数人所表达出来的一致倾向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也只有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由多数人认可的政府官员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法官们（例如联邦法院的法官）却经常不是（甚至不应该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官员———尽管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民选官员的任命与批准，因而并不具备其他政治官员所具有的统治合法性，且他们的资历、受教育程度以及因法治需要而受到的隔绝于大众政治影响的刻意保护，使之看上去更像一群和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极不相称的少数贵族。因此，民主和法治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个问题在法治国家并没有（或许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因而对法官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及其权限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争论。

　 虽然民主和法治可能发生根本冲突，两者毕竟又是相辅相成的。不但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因为法官所解释的法是也应该是经由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法，而且民主也以法治为前提。这时，司法权力的适当行使不但不违反民主原则，还对保障民主过程的完整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戈尔与布什之争中充分显示出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体制必须至少要防止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规则行为（如贿赂选票、作弊或恐吓等明显违法行为），且选举结果获得相当准确的统计。固然，立法规定执法过程的质量对于保证选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缺乏司法审查，这种保障仍将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立法和执法人员出于党派利益未必能保证选举过程的中立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官对于维护民主选举的完整性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在行使着一项适合法院行使的权力。但和联邦法院相比，美国许多州的法院因法官民选制度而降低了其独立性。在70年代，佛州法院改革了其法官遴选制度，因而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佛州最高法院稳定的民主党组成中看出。在某种意义上，佛州最高法院要求重新手工计票的决定有些类似于举世闻名的马伯里案（Marburyv．Madison），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美国宪法所造成的特殊分权制衡体制———即由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控制了立法、执法与司法分支———才使得这一历史性决定成为可能。当然，佛州法院的决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后者以5比4判决停止手工计票，从而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的胜利。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在此无法逐一讨论。但最根本的是，它们都涉及到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当法院受理并审查对选举行为的诉讼时，政治选举被司法化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控制———这确实是法治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在处理这类有政治含义的问题时，司法过程也有被政治化的危险，从而变成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经常是决定胜负的其中一位法官）代替选民作出了政治选择；如果这样，法治也就蜕化为人治，法院也就将丧失其超越的几乎神圣的权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治的维持是多么艰难。

　 因此，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与合法性来源，而法治又为民主选举“保驾护航”。让法院来决定选举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本身并不和民主或法治原则相冲突；相反，这是民主与法的共同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保证法官的判决是严格根据法律所作出的决定，而非基于法官本人的主观偏向，因为法治既不是“多数人的专制”，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制”，两者必须在彼此制衡过程中和平共存。（下）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